摘要：毛澤東這顆種子找到了東山學校這方沃土。讀書當學毛澤東，在東山，少年立志，增長見識，擴大眼界，關注時政，不做“井底之蛙”。東山書院自修室和訓詁室的存在，是給思與問留足了時間和空間。毛澤東在1921年8月所寫的《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堪稱中國教育體制改革的思想高峰，他在百年前說的學校壞處有點像是對當下教育的預言。東山精神應該概括為：革故鼎新、兼容并包，經世致用，胸懷天下，敢為人先，期待今天的東山延續這種精神，在教育的應試困境中出走出一條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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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紅，是從韶山升起來的。
    東方紅，也是從東山升起來的。
    我所說的東山，是湖南東山書院，位于湘鄉老縣城邊緣，離韶山50多里路。第一次到湘鄉縣城的時候，毛澤東走在石板路上，問表兄：“么夾街上要墊石板頭？”表兄文運昌回答：“這座城叫龍城，石頭就是龍鱗。”
古稱龍城的湘鄉，位于湖南中部，于公元前3年置縣，是楚南重鎮，也是著名的湘軍策源地。“自古無湘不成軍，天下湘軍出湘鄉”，湘鄉曾“以百里之地薈萃群才，以一軍之威維系全局”，“以一縣之兵，征伐十八省”，歷經半個多世紀，在中國近代史上寫下了傳奇而厚重的一章。
    東山書院的名聲大振，跟毛澤東在這里讀過書是有關系的。毛澤東講過：“我雖然是湘潭人，但受的是湘鄉人的教育。”1910年秋，東山高等小學堂的招生季已過，校長李元甫讓毛澤東在校門左邊的門房里寫了一篇作文，就憑這篇題為《言志》的作文，穿長衫草鞋的土包子毛澤東進了洋學堂，成了一名“外籍生”。他還在這里寫下了有名的《詠蛙》：“獨坐池塘如虎踞，綠楊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表現出非常人的志向和膽識。我每每讀到毛澤東離開東山38年后寫的《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特別是“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這一句，總會想到從蛙變身為龍虎，這種前后呼應，一點都不是夸張手法，而是一個人理想的星星之火終于燎原。其實，“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涓之水，可以滔天”就是毛澤東在東山讀書時作文里的佳句。
一個人到了一所好學堂，有點像一顆種子找到了肥沃的土壤。毛澤東這顆種子找到了東山這方沃土。
    在東山，毛澤東第一次看到了大清的版圖，他知道了中國在“甲午海戰”中慘敗于日本，他開始深思：疆域如此廣大、人口資源眾多的大清帝國竟然打不贏一個彈丸小國？
    在東山，毛澤東從同學蕭三那里借來了《世界英雄豪杰傳》，幾天后還書的時候，他十分感慨地說，當今的中國太需要書中這樣的英雄豪杰了。26年之后，毛澤東對斯諾回憶自己讀這本書的情景時說：他從中知道了拿破侖、俄國葉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靈登、格萊斯頓、盧梭、孟德斯鳩及林肯。
    在東山，毛澤東愛上了閱讀時政雜志，他不僅接觸到了康、梁的變法維新思想，而且受到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文化，即西方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啟蒙教育，因而眼界大開，萌發了“改造中國與世界”的雄心壯志。他反復閱讀了梁啟超編的《新民叢報》，并寫了大量的批語。梁啟超字任甫，號任公，毛澤東就為自己起了“子任”的筆名，既表示自己欽佩梁，也表明以救國救民為己任。
    在書院正廳的廊壁上，還保存著1907年嵌刻的《東山書院記》石碑，碑文作者是曾兩任湘鄉縣令的陳吳萃。文中“用能實事求是，以稱雄于五大洲”一句應是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的最早啟發點。在長期的革命活動中，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只過了大半年的時間，青年毛澤東就從漣水（湘江一級支流）之濱輾轉到了長沙的湘江之濱，他跳出了井口，帶走了一把思想的種子，找到了更廣闊的天地。
    讀書當學毛澤東，在東山，少年立志，增長見識，擴大眼界，關注時政，不做“井底之蛙”。我每次帶學生參觀東山時都會這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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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山書院是個好地方，面臨漣水，背靠東臺山和塔子山。
    從毛澤東1958年9月10日題寫的“東山學校”匾下進得院門，沿著青磚圍墻和林蔭下的麻石小道，沿著環形便河，鳥語花香、水繞魚躍，心中一片澄靜空明。山水之間的東山書院恰如一朵蓮花：中間的建筑群狀如花蕊，環繞的便河、圍墻、小道和花木組成的長廊則如層層花瓣。
    據校史的記載：1890年4月，本地士紳正在籌建“東山書院”，湘軍名將、新疆首任巡撫劉錦棠（謚號襄勤）聽說后，主動捐銀二千兩，被推舉為“倡修”，并選定了這片傳說中的“蓮花屋場”。如今，在書院正廳，仍能清晰地看到房梁上“……劉公襄勤倡修……”的字樣。
    但是直到1895年，書院建設仍未動工，而清朝政府在甲午戰爭中一敗涂地，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面對國是日非，湘鄉士紳許時遂等人痛感要培養能夠“興國而強兵，足民而豐財”的實材，唯有興辦學校，學習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和社會科學知識。他們呈報的關于開辦東山精舍的稟文（并附《東山精舍章程》）獲得湖南巡撫、維新派的積極支持者陳寶箴批復支持。東山精舍誕生后，成為東山學校最初的前身。地點暫設在東臺山鳳凰寺，“廢科舉，興新學”，打破傳統書院的讀經模式，不再以科舉應試為辦學方向，開設了算學、格致、商務等與國際接軌的近代新學課程，分科造士，培養專業實用人才。戊戍變法失敗后，清政復古，東山精舍自行解體，盡管存在時間不長，但它開了湖南新式教育之先河。
    東山書院于1900年全部落成，當年正式開課，管理制度等基本沿襲了東山精舍，但教學內容復古為注重經史。第一任山長由知縣聘請舉人謝鍾楠（湘鄉上里，今漣源楊家灘人）擔任。
    從1890年倡捐，到1900年落成，事閱十年，工程用費共一萬四千七百一十四串九百文。這一時期，書院所轄資產還包括水田八百五十四畝九分、房屋六座、東臺山林場和旺南庵油桐場，歲收租谷一千三百五十五石一斗，作為辦學經費。彼時湘鄉大眾對教育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繞過一口水井，跨過一座石橋，便直達書院。青磚白墻，古樸清新，沒有堆砌的華麗裝飾，沒有虛造的聲勢，一切，都是那么端莊、樸實、寧靜、典雅。書院門額鑲嵌的是漢白玉，字圣黃自元題寫的“東山書院”四字蒼勁有力，筆筆沉穩，像是《間架結構九十二法》放大后，沉穩地落在上面。據說當年是派一頂八抬大轎把黃自元請來，付了一百兩銀子作為酬謝。
    進得書院正門，天井里榴花正盛，紅花在綠葉間，燦若煙云；臘梅隱晦著她的堅強與高潔；還有兩株光葉玉蘭見證著書院的興衰。穿過天井，莊嚴肅穆的大廳高懸著校訓“公誠勤儉”，兩旁大柱上掛著楹聯：公畢方將私治，師嚴而后道尊。
    大廳的后面才是禮殿，這有別于古代其他書院。東山書院把講堂放在核心地位，高于了祭祀和藏書等空間。中庭的兩翼，西齋是學生寢室，東齋是學生自修室。
    東山書院的建筑具有典型的湖湘書院文化特色。頭門、講堂、禮殿三進層層深入，突出主要建筑的恢弘氣勢，越往里，越顯得尊貴，這是“禮”的體現，各庭院空間又有和諧共生的情趣，恰是“樂”之所在。《史記·書·樂書》說：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把建筑和古書對應著來讀，你不禁會感到妙趣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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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掛著指示牌的“少年毛澤東讀過書的教室”是一間“洋教室”，建于1905年。那一年，科舉被廢除，東山書院改為湘鄉縣公立東山高等小學堂，次年開課，學制三年（1921年后改為兩年）。起初以天干序班，到第八班才開始用數字編班。毛澤東被編在戊班，算起來應該是第五班。所以，毛澤東的東山校友中，蕭子升讀于甲班、蕭三讀于乙班、陳賡讀于九班、毛澤覃就讀于十班、譚政讀于十六班……
    這是典型的班級授課制，起源于16世紀的歐洲，廣泛興起于17世紀烏克蘭兄弟會學校。1632年，捷克教育家夸美紐斯的《大教學論》出版，標志著班級授課制的理論構建完成。1862年的京師同文館在中國最早采用班級授課制。很顯然，這是西學東漸的結果。
這間“洋教室”融合了中西建筑風格，高大寬敞，裝有大洋玻璃窗，采光、通風條件好，少年毛澤東個子較高，坐二組倒數第二位。巧合的是，這間教室所在的地方，便河沒有挖通，恰似書院整枝蓮花的花柄，是輸送養分和水分的途徑，據說是風水上講的龍脈。
與之前東山書院期間復古為注重經史不同，高等小學堂的課程設置、教學管理和教學方法，是按照現代學校的原則和要求進行的。當時課程既有修身、國文、歷史、地理、數學、物理、化學、英語，也有體育、圖畫、音樂等。教學方法上強調主導和主體、教與學、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做到了循循善誘，生動活潑。
    我最感興趣的，是“洋教室”前面的兩塊黑板。在中國古代，通常是教師在沙盤里寫字教學，但沙盤只能水平放置，無法達到更有效率的教學效果。大約在1817年，美國人發明了黑板，這對課堂教學帶來了革新，積極地推動了班級教學，大大提高了教學效果。在我兒時記憶里的黑板有兩種，一是在水泥墻上涂上黑漆，一是在木板上涂上黑漆。令我稀奇的是，東山書院的這兩塊黑板竟可以滑輪升降，交替使用，當時算先進設備了。按推斷，毛澤東在到東山讀書之前是沒有見過黑板的。
在書院，監學室、堂長室算是教師用房，理發室、訓詁室和藏書室是師生共用。學生用房里，寢室兩人一間，自修室六人一間，都不適于集體授課。正廳是書院中軸線上的第二進建筑，面闊五間、進深三間，還有兩層稍間，面積很大，算是朝會集合和室內活動的地方，但沒有掛黑板。
    所以我最初推測，這間教室是在校的三個班輪流使用，其中一個班上課的時候，另外的同學們就在自修室學習。那么，學生只有三分之一的時間聽講，三分之二的時間是自學和提問，這樣一來，可謂真正的“學問”了。
    然而，東山學校研究校史的老師告訴我，“洋教室”與書院主體之間曾有三間土磚平房教室，一度還改成了兩層土磚“樓房”，那才是正規的教室。書院主體建筑中禮殿兩側現辟為譚政、陳賡兩位大將生平陳列室的兩間也是教室。
    所以，我的推測并不成立。但自修室和訓詁室的存在，似乎總是在想告訴我一點什么。
    一點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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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東山書院的意義，說得最多的，這是中國最早的新式學堂之一，是湖南維新運動中傳統書院向現代教育發展的改革先鋒，開湖南新式教育之先河。這種說法固然無比正確，但這是歷史意義。
    前不久，我去了看過另一所百年名校。在那里，勵志的標語口號飄滿校園，原本只比課桌略高的教室外窗被封閉到站立著摸不到窗沿，每個班級門口的信息牌上寫著校領導和老師的名字。有人對我說：標語口號是形式主義，是污染，破壞了學校應有的清靜淡雅。還有人對我說，在另一所學校，校長把窗臺降下來了。又有人對我說，班級信息牌是給去巡視的領導看的。此情此景，這些議論，對于教過幾年書的我來說，內心五味雜陳。
    毛澤東有一句評語：藐視學生的人格，公然將學生“管理”起來。用在此，我以為是很恰當的。
    一個校長必須有自己的教育觀，這個學校才會有靈魂。《東山精舍章程》規定：“山長須選品學兼優，中西兼通之士。”是把學生“管理”起來，還是讓學生有自我的天空，這恐怕是有著自己“山頭”的校長們首先要思考的一個問題，這是直接影響到教育政績觀是否科學的一件大事。
    毛澤東曾經深情地說：“我在這個學堂有了不少進步”。如果我們的每一所學堂，都能讓走出去的學生說這句話，那就是成功的。前提是這種進步，不是灌輸的、不是綁架的、不是以給別人看為目的。
    毛澤東所說的進步，在于東山小學堂為了開闊老師和學生的視野，使之跟上世界發展的大潮，做到了“兼容并蓄”。在這里，毛澤東大量閱讀了有關維新思想的文章與書籍，原本朦朧的民族意識和政治意識逐漸覺醒。學校允許教師在課堂上公開講授維新派的一些文章，允許學生仿效“康梁體”作文，還利用有限的經費，定購了當時比較昂貴的《飲冰室合集》、《萬國公報》、《格致匯編》、《申報》、《漢報》、《時務報》、《新民叢報》等書刊。
    能讓學生不做“井底之蛙”的教育，是好教育。
    我無數次推薦大家去東山學校看看。2018年9月10日，在毛澤東為母校東山學校題寫校名60周年的時候，我又帶著我的盟員朋友們去了東山學校。我們期待著從當年的東山高等小學堂找到一些對教育現實的啟示意義。
    當年的東山高等小學堂后又幾易其名，1958年后，一直沿用毛澤東題寫的東山學校這個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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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17歲的毛澤東要去東山上小學，他9歲開始接受私塾教育，先后在韶山的南岸、關公橋、橋頭灣鐘家灣、井灣里、烏龜井、東茅塘等6處私塾讀了“六年孔夫子”，熟讀了他不大喜歡的儒家經典著作，他更喜歡中國古代傳奇小說。十三四歲時，他輟學在家務農，期間也不曾放下書本，他讀到了《盛世危言》、《校頒廬抗議》這樣的“新書”，萌發了愛國思想，激發了繼續求學的愿望。
    這就是他的東山入學作文《言志》寫得那么好的秘密。正是前面幾年的私塾生活，打下了堅實的底子。毛澤東在東山書院表現出來的優異的作文能力，對歷史和時事的深刻分析能力，恰恰是在讀私塾期間積累下來。
    毛澤東是個勤于思考，且善于思考的學生。在東山高等小學堂，除了學校提供的書刊，表哥王季范和文運昌還借給他《大同書》和《新民叢報》合訂本供他閱讀學習。在《新民叢報》第四號《新民說》第六節“論國家思想”處，留下了迄今能夠發現的毛澤東最早的政論文字。他寫道：“正式而成立者，立憲之國家，憲法為人民所制定，君主為人民所擁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專制之國家，法令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悅誠服者。前者，如現今之英、日諸國；后者，如中國數千年來盜竊得國之列朝也。”
    批注，不動筆墨不讀書，帶著思考讀書，這是學習精進的關鍵，也是毛澤東實踐一生的習慣。會思考的學生，才會成長得更快。這種主動思考，不是老師布置的卷子和作業能夠解決的。
    有文獻表明：創建東山精舍的初衷，其中重要的一個出發點，在于彌補舊式教育講解不足的問題，在于促進思考。正是如此，班級授課制恰好發揮了其講解的長處。
    當年，是要解決一個講解不夠的問題。但現在，我們需要解決的卻是過度解讀的問題。完美的詩意被肢解得支離破碎。“過度解讀”往往意味著鉆牛角尖，一些考題拼命“臆想”文章背后的微言大義，到了挖地三尺乃至歇斯底里的地步，不僅是在為難學生，讓語文閱讀變得機械與枯燥，進而讓學生討厭、害怕語文閱讀；而且會曲解誤讀原文，進而傷害原文的人文意蘊和文學審美。
    網絡曾流傳一個著名段子，材料是四個字——魯迅：“晚安！”語文老師的解讀是：“‘晚安’中‘晚’字點明了時間，令人聯想到天色已暗，象征著當時社會的黑暗。而在這黑色的天空下人們卻感到‘安’，側面反映出人民的麻木，而句末的感嘆號體現出了魯迅對人民麻木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這個段子，可謂是過度解讀的極致。
    在東山書院期間，盡管生員以“應科舉，登仕途”為目的，在教學內容上重教經史，同時習時藝試帖，兼治“大清律”，但方式卻是以自學為主，教師只擇要講授，作個別指點。
    這種過度解讀，在東山高等小學堂時期應該也不會出現。因為從沙盤進化到了黑板后，東山書院仍有自修室和訓詁室的存在，似乎比起今天的學校，是有意強調思與問的重要性。給思與問，留足了時間和空間。
    胡適在《書院的教育》一文中寫道：書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與研究，書院里的學生，無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態度，雖舊有山長，不過為學問上之顧問；至研究發明，仍視平日自修的程度如何。所以書院與今日教育界所倡道爾頓制的精神相同。在清朝時候，南菁、詁經、鐘山、學海四書院的學者，往往不以題目甚小，即淡漠視之。所以限于一小題或一字義，竟終日孜孜，究其所以，參考書籍，不憚煩勞，其自修與研究的精神，實在令人佩服！
    過往私塾教育的不講，書院山長只是學問上的顧問，恰恰給了學生充分的自悟機會。自悟是語文學習，特別是寫作能力提高的重要途徑。作文是不可教的部分，只有靠反思和自悟。這樣的情況下，文史方面的很多東西是可以無師自通的。私塾教育和書院教育恰恰應了因材施教這一教育的根本原則。
    毛澤東的自學能力是很強的——他甚至在長沙期間，從學校退了學，并且制訂了一個自修計劃，每天到湖南圖書館去看書。中共一大后回到長沙不久,毛澤東與何叔衡、易禮容等人創辦了湖南自修大學——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全國第一所研究、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培養革命干部的新型學校。在這所學校，強調“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結合”，采取“自己看書、自己思考、共同討論、共同研究”的教育方法，“反對灌注式”。著名民主教育家蔡元培稱贊其開創了“新教育制度之紀元”，是“各省新設大學的模范”。
    特級老師李希貴講過一件事，令人印象深刻：有一年，在高密四中有兩個班沒有語文老師，只好老師和學生一塊兒制定他們的自學計劃，讓學生去自修，同學們實在感到太枯燥的時候，老師就把學生放到閱覽室里去讀書，或者把圖書館的書借到教室里讓學生讀書。期末考試成績出來，這兩個班的語文基礎知識并不比平行班低，閱讀題目和寫作題目的成績比平行班的成績還略好一點。
    有研究者認為，班級授課制其實是工業革命的產物，是與工業化生產相適應的，目的是為了培養更多更好的流水線上的產業工人。但是它的弊端也很明顯，主要表現在它不利于因材施教，而且是以犧牲人的個性為代價的。毛澤東曾分析過，“壞的總根在使學生的之于被動，消磨個性，滅掉性靈，庸儒的墮落浮塵，高材的相與裹足。”
    為了達成因材施教這個教育的根本性原則，上海等一些發達地區開始辦小學校，辦小班，很有點回到當年私塾的味道。
    由是，我有一個大膽的推想：對于數理化這類典型的認知類科學，講解是必須的，沒有學前面的內容，后面的課就不可能學會，這類課程，講解對于學生理解關鍵點、重點、難點，尤為重要。但到國文、歷史這類需要積累運用的非認知類科學，也許一個學期，一兩年的內容沒有學，還是能跟上課程，成績好點的小學生去讀篇高三的課文，理解難度也不是那么大，這種情況下，自主的思與問，就成了學習的關鍵。
    課改，老路與新路，在像兩條蛇，繞在現在的學校身上。新世紀之初轟轟烈烈的課改，在家長的質疑聲中得不到堅持，以至于二十年前就在課堂上出現過的方式方法，到了今天還像稀奇把戲一樣。教育部還在下發減負十八條這樣的訓令。我們期待著又一輪革故鼎新，每一個教育工作者，都需要思考革何故？鼎何新？
    也許東山學校會給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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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舍，最初是指儒家講學的學社。東山精舍的教育目的，脫離了傳統書院科舉仕進的軌道，轉向培養專精一技的實用人材。
    可嘆的是，在我身邊，百多年以后的今天，中考以后，絕大多數學生家長，不論孩子成績好壞，一心是要送孩子去讀普高的，去擠高考路。殊不知，某省重點高中，當年中考全部以全市絕對超高分數考入的千多學生中，有300多個只上了二本，還有200多個連二本都沒有上，被網友戲稱升學率最低的學校。這些孩子如果走另一條路，也許人生是另一種風景。
    東山精舍設算學、格致、方言、商務四齋，分科造士。特別重視的是算學，甚至于規定了微積分等高等數學的教學內容。格致是聲、光、電、化等自然科學的總稱；方言指外語，目的是造就翻譯人才，培養人才強調“崇實”，“教之以實事，程之以實功”，以便“養成實材”。
    東山的課程設置本身就是實事求是的體現。它把社會需要作為辦教育的出發點，“培養實用人才，以濟當時之急”的辦學方向，也為后世所繼承和發揚。當年的四齋，不正是現在的職業教育嗎？格致齋大約就是今天的工學院、生物工程學院的方向；方言齋就是火了幾十年的外語嘛；至于商務齋，早就成長為商學院和MBA了。
    現代的高等教育，出現了過度的專業化。可是，沒有多少人畢業后從事的工作與所學的專業是對口的。也許，當下的職業教育，應當適當借鑒古代的書院教學文化，完善學生人格，陶冶學生情操，升化學生的人文素養，強健學生體魄。這些目標，過去適用，今天仍然適用，將來仍然會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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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格地說，毛澤東是沒有正兒八經受過書院教育的。他到東山讀書時這里是高等小學堂。他從湖南一師畢業后到岳麓書院半學齋，只能算是寄居，當時的岳麓書院也已經是湖南大學籌備處了。
    但后來毛澤東辦了半個書院，這話倒是可以講的。因為他參與創辦的湖南自修大學，“就是取古代書院的形式，納入現代學校的內容”，蔡元培也說是“合吾國書院與西洋研究所之長而活用之”。毛澤東在1921年8月所寫的《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可堪稱中國教育體制改革的思想高峰，僅此一論，標志著毛澤東在成為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之前，早就是最偉大的教育家。他的一生就是在發揮教育家的特長，進行大眾啟蒙教育、社會革命教育，教會人民如何起來進行民族民主革命。
    在這篇教育家的宣言中，毛澤東非常客觀、“實事求是”、辯證地分析：“其實書院和學校各有其可毀，也各有其可譽。所謂書院可毀，在它研究的內容不對。”
    之所以說毛澤東是偉大的教育家，可以看看他在百年前說的學校壞處：
   “學校的第一個壞處，是師生間沒有感情。先生抱一個金錢主義，學生抱一個文憑主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一種商業行為罷了！
   “學校的第二種壞處是用一種劃一的機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賊人性。人的資性各有不同，高材低能，悟解迥別，學校則全不管究這些，只曉得用一種同樣的東西去灌給你吃。人類為尊重性格，不應該說誰‘管理’誰，學校乃襲專制皇帝的余威，藐視學生的人格，公然將學生‘管理’起來。自有劃一的教授，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性。自有機械的管理，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格。這是學校的最大缺點，為辦新教育的人所萬不能忽視的。
   “學校的第三個壞處，是重點過多，課程過繁。終日埋頭于上課，幾不知上課以外還有天地，學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們的心思為自動自發的研究。”
    ……
    這三點，我竟懷疑那只是三句預言——
    1955年，毛澤東與同班同學譚世瑛談話時提到：“李元甫先生，賀嵐崗先生，還有你父親都是熱心的教育家，他們是愛惜人才的……沒有他們，我進不了東山學堂，也到不了長沙，只怕還出不了韶山沖呢……”
名師出高徒。
    但經師易得，人師難求。現在基礎教育的老師，從學校畢業又進入到學校任教，在課桌到講桌之間，缺乏對社會的體驗與考察。譬如：語文老師不知道社會上需要什么樣的語文能力，只有改過數千萬字成年人作文的新聞記者、公務員才深知寫作的最大問題出在邏輯思維上，文不對題，層次不清，思維混亂，觀點模糊，過多地學習了文學欣賞。沒有人想過，就算是教材編者也有可能坐在研究所里閉門造車。
    現在更多站在講臺上的是師范生。當下，見教師往公務員和其他隊伍考的多，公務員、新聞記者等返回講臺的少。
    百年前的中國，當時課程的設置，從社會的需要，老師是從社會到講臺。社會名流本身就是成功人士，不拘小節，但會把最重要的思維方法，思想傳授給學生，這正是學習的內功。師范生可以教形，名流卻可以教出神。就這幾年里，東山學校請原北京大學校長周其鳳先生講“化學與生活”，請中科院大學副校長蘇剛講“格物窮理至真達美”，請清華大學王文強教授講“數學的簡約美”……這樣的拋開具體習題，引導學生增長見識，增長的是觀念、思維、思想、境界、氣度、胸懷、格局……名流上過課以后，也許小考成績不會立竿見影，但是人生的大考中必會盡占優勢。
    近日，深圳南山的一所高中公布了2020屆畢業生擬招聘名單，引進20名教師均為碩士以上學歷，其中19人畢業于清華大學、北京大學，13人是清北本碩連讀畢業生。華中師大一附中招9名老師，6人來自北大清華，大多還是博士。我以為，這些學校的教育內容，是在從“形”到“神形兼備”的路上邁進。
    教育的本質應該是為了人的成長而教育，而師范的本質是為了教育而教育。這對于師范教育，是不是也應該帶來一點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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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年，毛澤東的父親決定讓他去湘潭米店當學徒，而毛澤東卻十分想去表哥文運昌在讀的東山高等小學堂學習新知識。他動員了所有能動員的親朋好友，請到兩位舅父、兩位表哥和幾位私塾老師輪番勸說父親，最終征得了父親的同意。他在父親每天必看的賬簿里夾了一首詩：“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表達了自己有志求學的信念和決心。
    這個故事，叫偉人勵志出韶山。我的小孩上初中前夕，我帶他去了韶山毛澤東紀念館，算是開學第一課。
    再后來的一個學期，我又把開學第一課的現場帶到了東山學校。因為，偉人勵志出東山。
    有一種說法，毛澤東寫完《言志》的入學文后，李元甫說取了一位“建國材”。一般來說，單憑一篇作文，不會評價如此之高。后來，在紀念李元甫的碑記中的說法是“譽為國材”，此言就比較恰當。說明當時去評價學生，定位學生，標準是服務國家與民族，救國圖強。為國育才，以能否為國家服務為標準評價學生，比較起今天的學校教育把愛國主義教育當成任務，實在是要高明、高尚、高標準得厲害。
    胡適說：書院是代表時代精神的。果然。
    毛澤東說，回看書院，一來，師生感情甚篤。二來，沒有教授管理，但為精神往來，自由研究。三來，課程簡而研討周，可以優游暇豫，玩學有得。胡適則認為：光緒變政，把一千年來書院制完全推翻，書院之廢，實在是吾中國一大不幸事。一千年來學者自動的研究精神，將不復現于今日了。
    但東山書院的便河，依然是一面中國教育的鏡子。我認為東山的精神，應該概括為：革故鼎新、兼容并包，經世致用，胸懷天下，敢為人先。這是中國教育的一面紅旗……
毛澤東在宣言中說：將來總會有改良的希望。
    日歷，正要翻到2020這一頁。正好一個百年過去了。中國的教育改良，一直沒有跨越偉大教育家毛澤東的宣言。偉大領袖毛主席創辦的湖南自修大學“取古代書院的形式納入現代學校的內容”的“一種新制”，也許正是中國教育改革的出路。
    我在北京參觀過新學道臨川學校國際部，那里的學生都不參加高考，直接把目標鎖定在面向國外名校，很有點當年東山精舍回避科舉的味道。
    不知道今天的東山是否還有這樣的膽識與魄力，是否會延續著東山精神，在教育的應試困境中出走出一條新路。
    我期待新的革故鼎新、兼容并包的教育生態……
    我喜歡去仰望東山紅！

    （劉德斌，婁底市婁星區人，師范畢業，民盟盟員。現供職于婁底市政府辦。長期從事公文審核把關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有作文教學、青少年多動癥等。發表過各類文字作品。主編有《婁底語文》、《新聞引路作文教學法》等。）

劉德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