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5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并通過《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如何以科學發展觀統領高等教育的改革與發展，發揮高等教育在建設和諧社會中的作用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話題。近日，民盟上海市委召開了第四屆上海民盟高等教育論壇，來自上海各高等院校的民盟專家學者匯聚一堂，圍繞高等教育的和諧與改革暢所欲言、建言獻策。現將部分發言摘編如下。

和諧教育的為什么、是什么、怎么辦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 金忠明

和諧教育為什么

現實依據——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教育系統亦不例外。但隨著改革的深入發展，社會深層次的矛盾凸現，改革進程已進入“黃金發展期”與“風險凸顯期”并存的特殊發展時期。在社會轉型期，人們對教育以及教師職業給予更大的期盼，但在生活方式等方面，教師對青少年的影響力卻居于末位。這充分顯露出社會對教師（教育）的極大期待以及教師（學校）無能為力的窘狀。

有學者將教育領域的基本矛盾歸結為：人的自由發展與人的社會化之間的矛盾；統一的基本素養要求與個性差異之間的矛盾；書本知識與實踐經驗關系之間的矛盾；教師本位和學生本位之間的矛盾。

除此之外，教育領域尚存在其他諸多的矛盾，比如：優質教育需求擴大與供給有限、自主辦學與政府監管、教育投入（教育公平）與教育效益、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教育價值的普適性與多元化、教育的傳承與創新、精英教育與普及教育、課程設計的通識性與職業化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失衡”現象，有的甚至還相當嚴重。事實上，社會乃至教育界自身對學校教育批評甚厲，如有學者分析學校不正常的教學狀態，將其歸納為“教學失衡、教學專制、教學偏見、教學阻隔”四類“教學疾病”。陶行知在上世紀20年代曾批評當時中國教育患了“外國病”、“花錢病”、“富貴病”，如今這三種病不僅未去，還出現了新的病癥，如“時髦病”（不斷追逐花樣翻新）、“寒熱病”（忽冷忽熱，跟著感覺走）、“名人病”（拉大旗作虎皮）等等。

教育與社會、教育界內部存在著的種種矛盾與沖突激發人們思考：如何超越分歧，以和諧理念統領人們的思想，進而真正促進教育的“和諧”發展？

歷史依據——和諧教育是中外教育發展史上的理想目標，從古希臘的和諧教育思想到中國先秦時天人合一的價值追求都顯示這一點。在西方，和諧是教育思想的核心概念。雅典教育中指導教育實踐的基本理念就是身心的和諧發展。希臘以嚴整、和諧思想為美學精神，表現一種高度控制的激動，以及充滿自信平衡的精神力量，這些都成為希臘的理性教育精神。只有實現了和諧發展才能從根本上實現人類的全面發展，實現人的個性的充分和自由發展，才能實現人與社會發展的統一。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和諧、自由、全面教育思想的精髓所在。

未來依據——未來社會的發展要求人類和諧相處，這就需要和諧教育的引領。20世紀60年代以來，多元文化主義的觀點在英美等西方國家產生并流行，在多元文化主義的影響下，英國大力倡導多元文化教育，強調在所有學校中確立多元文化課程；美國在白人學校課程中，也引入不同于主導性價值觀的文化，強調多樣性的觀點，推行弱勢民族集團和全球社會的多元文化教育。實際上，多元文化主義的諸多觀點現在已大大超出了西方的界限，而成為一種世界性的共識。著名人類學家費孝通也認為，國際社會已進入“一個全球性的戰國時代”，世界上各種文化都在接觸和交流，各種文化應該“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和諧教育是什么

胡錦濤總書記指出：“我們所要建設的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在教育過程中，和諧的實質是人的教育活動之間相互聯系和作用、動態發展的機制和狀態。和諧教育既是一種思想、理論，也是一種理想、追求，同時又是一種實踐活動，它包括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人與超我四個層面的和諧。

人與自然的和諧。人首先是自然的一部分，在征服自然的過程中，人與自然的矛盾加劇，生態環境被嚴重破壞，從而提出生態教育、綠色教育的命題。在學校教育中，如何使學生養成善待自然、關愛地球的思想意識和行為習慣非常重要。學校本身就應是一個人與環境和諧相處的地方。

人與社會的和諧。正確處理人與社會的關系要注意兩個方面，一是法治教育，一是道德教育。法治教育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最為缺乏的資源之一，因為專制社會中的法家教育思想及舉措與當今世界以公民權利和義務為基礎的法治教育是根本不同的。中國傳統的“法”是皇帝的一人法，而現代法治國家的“法”是公民社會的契約，這是古今之“法”的根本區別。中國需要從學校到政府廣泛開展法治教育。如果缺乏法治觀念，在社會轉型期就會出現社會不穩定的大問題。同時，誠信教育是德育的重要內容。“誠”者“忠”也，中國傳統德育里的核心概念就是“忠孝”。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是做人的道德底線，是中華美德普世價值的格言，是歷久彌新的古訓。守法教育與誠信教育是促成社會和諧穩定的當務之急，也是社會健康軀體的雙足，缺一不可。

人與自我的和諧。人應追求完整的世界，既有物質的需求，也有精神的需求，并要使兩者保持合理的張力。人與自我的和諧是一種具有不同時代內涵的動態過程，它依隨不同時期社會變化和人們的需求而有所不同。如古希臘時代身心和諧的人，文藝復興時代全面自由發展的人，中國古代仁智合一的君子、賢人，五四新文化運動后德智體美和諧發展的人等。和諧的個體是具有充分活力的，并顯現為人的成長需求。

    人與超我的和諧。人與超我指的是神靈世界與世俗世界的和諧。人的個體生命是有限的，但人追求生命的價值是無限的，宗教和信仰能向人們提供精神的出路。教育的最高境界當是靈魂的感召。從某種意義上說，教育與信仰有著內在的關聯，甚至可以說，信仰是真正教育的天然要求。因為，真正的教育不僅有現實的關懷，還會有終極的關懷，而終極關懷只能由信仰來承載。西方宗教教育注意把宗教信仰和民族精神及社會教化結合起來，把對“上帝”的虔誠和對國家的真誠緊密聯系在一起，通過宗教教育使公民形成一種民族精神和社會價值。目前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宗教，影響到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廣泛人群。如何使信念教育或宗教教育轉化為和諧教育的一部分，值得思考。

和諧教育怎么辦

目標與過程的統一。和諧教育是理想目標，但這并非意味著和諧教育僅僅是人類的理想，可望而不可即，它實際上是貫穿于人類教育的發展過程中，也可落實在具體的學校教育中。和諧教育的過程是學生享受幸福、體驗快樂的過程。由于受傳統“頭懸梁”、“錐刺股”苦讀精神的影響，人們往往視學習過程是吃苦和痛苦磨練的過程，在克服困難取得成績后，才有所謂“苦盡甘來”的說法。實際上，隨著近年體驗經濟、服務經濟等概念的流行，人們已擺脫了以往純粹的物質享受和增長為指標的經濟學模式；同樣，教育領域里，如何使學習過程與學習目標整合并在學習過程中體驗幸福和成長的思想正在贏得共識。

    外部與內部的統一。改革開放前，教育主要充當的是政治的工具，之后則往往成為經濟的工具，作為傳播文化的手段之一，它又被視為社會的一個重要服務部門。今天的教育除了要為經濟、政治、文化等部門服務外，還應堅守獨立的教育立場，某種程度上還要超越社會現實，引領政治、經濟、文化向著更加人性、和諧的方向發展。當代學校教育要成為社會各要素的粘合劑、潤滑膏，自身要成為社會核心的和諧元素。建設和諧社會，需要和諧教育；沒有和諧教育，就沒有和諧社會。和諧教育與和諧社會的發展是彼此互動的。從教育自身內部而言，要力爭結構的和諧（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高等教育與基礎教育；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等）、課程的和諧、課堂的和諧以及師生的和諧等。

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教育學是最具實踐品格的學科知識，和諧教育的理論一定要與實踐相結合。在建設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教育系統要發揮自身的引領作用，并主動參與社會其他系統的建設，為其他領域的健康發展貢獻力量；在教育系統中，要努力營造良好的和諧氛圍，打造和諧校園，使學校生活本身成為和諧的場所。

變革與傳承的統一。傳承與變革是教育的兩大屬性，前者旨在將人類文明的火把不斷地傳遞，后者促成人類社會持續向前發展。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社會發展變化非常之快，“速度決定勝負，創新決定存亡”。于是，人們對改革更加關切，這導致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在不斷推進改革的進程中，對教育領域的寶貴資源沒有很好地消化、整理、積淀，因而缺乏一種堅實、穩固并能夠不斷支撐、建設起新東西的基礎。在社會歷史進程中，要注意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在教育系統里，這三者的關系同樣需要協調統一。

學習與生活的統一。當今社會正向終身教育、學習型社會轉軌，學習不僅僅是青少年的專利，也不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同時又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就是日常生活。因此學習質量不僅表現為對知識的把握、能力的提高，同時也是豐富精神生活，體驗感受幸福的過程。有學者指出，近些年來我國教育界引進了許多西方教育思想，大多是教學的、技術層面的內容，卻很少涉及學生精神世界的培養。因此，提倡素質教育，就是要讓學生和諧全面地發展。當學習與生活統一之際，才是學生的生命質量提升之時。

高等教育普及化：困境與出路

上海電力學院副院長、教授 姚秀平

普及化是我國高等教育的必然趨勢

迄今為止仍有不少人對我國高校擴招頗有微詞。在我看來，盡管前幾年的擴招速度是快了一些，但卻是必須的，而且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仍將如此。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高等教育必然會經歷一個從精英到大眾化再到普及化的過程，這已為世界各國的發展實踐所證實。據了解，目前如美國、英國、法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普遍在60%-90%之間；不少轉型國家如俄羅斯、波蘭、匈牙利等的毛入學率則在50%-80%之間；而個別后發展國家如韓國、巴西毛入學率則分別達到了90%和85%，早已進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時代。相比之下，我國的高等教育雖連年擴招，但到2008年為止，毛入學率也不超過24%。

另一方面，在我國“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傳統深入人心，老百姓普遍有將子女送入高等學校讀書的強烈需求。君不見，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平民百姓，哪一個不督促子女“三更燈火五更雞”地搏名校、搏高考；君不見，在我國廣袤的鄉村，哪一處看不到“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的標語？

還因為，為了國家和民族的未來著想，我們有責任創造條件使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綜合國力已顯著增強，但人民的文化素養是否同樣得到了顯著的提升？在此有必要用各種方式更快速、更持久地促進其提高，高等教育無疑是其中一種最重要的方式。

高等教育普及化所帶來的問題

既然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是必然趨勢，那么是否只要順應趨勢就不會有什么問題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實上，前幾年快速擴招所帶來的問題至今比較嚴重。

據媒體報道，近期上海體育學院對滬上10所高校千名大學生的抽樣調查顯示，29%的大學生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狀態，其中20%為輕度抑郁，7%為中度抑郁，2%為嚴重抑郁。對比1997年、1998年等相關類似調研的結果發現，當代大學生普遍存在抑郁狀態，并且正在逐年增長。

無獨有偶，《思想理論教育》2009年第19期刊載的《當代大學生價值觀念狀況調查研究》一文，根據對大量調研數據的分析作出了如下總結：“對于未來，39.3%的學生有明確的目標但不知道怎么做，30.9%的學生沒有明確的目標……大學生的學習壓力普遍較大，但表現出較強的功利性，而且表面上目的性很強的學習其實有相當程度的盲目性蘊涵其中。”再看看高校的教學情況。北京大學原常務副校長王義道教授在《教學方法改革：改什么，怎么改》的文章中寫到：“學生對上（這種）課不感興趣，提不起精神。好學生被動地記筆記，不動腦筋；差一點的上課瞌睡、看閑書、寫短信、玩游戲，更膽大的干脆逃課。”

盡管上述問題并非都是擴招帶來的，但或多或少都與擴招有關：

一是“一旦進入大學就可以功成名就”的傳統思想與擴招后大學畢業生就業方式多元化和競爭激烈化的現實之間發生矛盾，學生以及家長的心理調適跟不上，有很大一部分同學感到茫然而無所適從，覺得學什么都重要而似乎學什么又對將來的就業收效甚微，煩躁不安中便用各種方法來逃避現實；

二是在急劇擴招后，有大量按照精英教育時代的標準屬于不喜歡學習、也不怎么會學習的學生在社會和家庭壓力的驅動下進入高校，使教學難度顯著增大；

三是社會方方面面不顧高等教育已進入大眾化時代的現實，對大學畢業生的知識、能力和素質提出了復雜多樣、有些甚至是苛刻的要求，導致學生的學業負擔加重，對各種各樣的考試應接不暇，也導致學校課程設置、課時安排難度增加；

四是擴招后教師的工作量增大，工作壓力提高，而高校流行的評價標準又不夠完善，導致教師投入教學的時間和精力不足；

五是擴招后，高校教師數量快速增加，而一些教師的職業素養有待提高，有的把握不住課程知識體系，不能對教學內容作合理安排和取舍，授課內容或過于艱深使學生根本聽不懂，或流于泛泛使學生覺得沒什么收獲；有的條理不清、沒有重點、語言難懂；有的課內課外都不與學生交流，不知道學生的姓名，不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更有甚者干脆不備課，照本宣科，照課件念，而不管學生聽不聽、懂不懂等等。

在高等教育大眾化時代如此，若果真已進入到普及化時代，情況又會怎樣呢？

解決高等教育普及化問題的出路

一方面必須擴招，惟有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必須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發展中的問題必須通過發展來解決，走回頭路不是辦法。

分析發現，上述問題有些是社會轉型期的特殊問題，如學生及其家長對就業預期的不合理認識問題，社會對學生知識能力素質不切實際的要求導致課業負擔加重問題等；有些是社會發展所必然產生的問題，如擴招后學生學習能力下降，導致教師工作量增大、學生壓力增加等；有些是教師的教學能力和態度問題，如教學方法、職業素養等。所有問題歸根結底在于學生、家長、高校、社會的不適應。而要解決這些不適應，關鍵在于高等教育的改革。

首先需要改革高等學校的培養方案，使學生的課業負擔減下來。例如，可以在保持專業基本規范的前提下將學生必須學且必須通過考試的課程減下來，而把現行大量雖列為選修實際上卻要學生必須學的課程還原為真正的選修課，使學生真正從中解放出來。

其次需要逐步建立層次化的大學學歷證書制度。例如可以在一定學制時間內，給完成全部課程的學生頒發本科學歷證書，給完成部分課程的學生頒發低一級的證書。

再次需要大幅度改革教學方法，從而盡可能地激發每一名學生的學習興趣，促使他們主動學習、享受學習。真正打破教師在課堂上“一言堂”的怪圈，充分調動學生主動思維、主動參與的積極性；切實貫徹因材施教的原則，既要針對全體學生的情況選擇適當的教法，又要針對學生的個性給予特殊指導。

最后需要大力改善高等學校的辦學環境。例如，通過正面宣傳，使社會能夠真正理解高等學校，支持高校依法自主辦學；使社會加深對高等教育規律的認識，實事求是地提出大學畢業生知識能力素質的要求。

急功近利造就不出“真正的大學”

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 喬國強

不管愿不愿意承認，如今大學的社會聲譽已日益下滑，這從大學精神的載體——教授被眾多網民稱作“叫獸”的戲謔中不難體味出來。大學應有的崇高感喪失，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正如溫家寶總理在北京三十五中講話時的質問：“為什么我們的大學培養不出像錢學森、李四光、錢三強那樣的杰出人才？”一個培養不出杰出人才的大學不能算是“真正的大學”，所以溫總理早在2007年5月14日同濟大學的演講中就曾呼吁“真正的大學”的早日出籠。

 “五四”時期北大校長蔡元培提出的治校方針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給大學所下的定義是“所謂大學者，非大樓之謂也，大師之謂也。”以當代人的眼光看，兩位教育家的教育理念頗有超越時代的永恒性，大學就是一個孕育各種新思想和誕生大師的地方。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今天的大學仿若離蔡、梅兩位校長當年的希冀越來越遠。不能說國家這些年來對大學的教育不重視，相反教育資金投入的力度還是相當大的，新建的校園一個比一個詩情畫意，拔地而起的辦公大樓、教學大樓一個比一個氣派、精美，唯獨“真正的大學”精神淡化、消隱在那些假山假水的背后了。

良好的初衷為何沒有得到完美的結果？這說明在大學的建設中，單純有巨額資金的投入是不夠的，還需要有符合于教育發展規律的策略。教育行業不同于其他部門，常言道：十年育樹，百年育人。這意味著衡量一所學校的好壞必須是以“百年”為單位，不能以一時的優劣論英雄，就像一場馬拉松賽，跑在最前面的那個并非就一定是冠軍，不到沖線的最后一刻誰也不敢斷輸贏。目前大學的管理與運行模式，如今日評估、明日考察、后天排座次的急功近利做法只會破壞了大學的內在運行軌跡，使本該個性紛呈的大學都變得千人一面。中國科學院院士、復旦大學教授楊福家的建議非常好，他說：“在一定的規劃（法治）下，‘無為而治’或許是最好的‘治’。我國大學教育的改革應該導致‘治大學若烹小鮮’。” “小鮮”就是指“小魚”，指在“烹小魚”的時候不能過多地去翻動它，否則魚就會破碎不堪。這個從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那里引申過來的比喻非常貼切，國家當下對教育行當的管理在某種程度上就犯了“烹小鮮”的禁忌。我們以科研立項為事例，來說明人為干擾所帶來的弊端。

高校教師在授課之余，從事本專業的研究工作，原本是天經地義的一件事，就像唱歌的人要練嗓子、練武功的人要蹲馬步一樣正常。“五四”一代的許多學術大家都是在生活的顛簸、戰亂中堅持其研究的，如梁實秋用了38年的時間翻譯了莎士比亞的37種劇本和3本詩集，還寫出了一部《英國文學史》。支持他們做出這種選擇的并非是某種外在的壓力，而是生命本身的需求。人在，研究的精神就在，學術就是這些學者們的精神棲息之地。然而，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學術研究開始與“金錢”掛鉤了，即國家每年都設置各種國家級的、省部級的基金項目來供廣大教師申報。

毫無疑問，國家投資這筆巨額資金的初衷是好的，意在調動廣大教師的科研積極性，盡快實現科研強國的夢想。但是這些年來的實踐證明，這筆數目不菲的項目經費付出的令人痛心：廣大教師的積極性看上去空前高漲，年底統計科研成果時幾乎每個人都能拿出若干篇在核心刊物上發表的論文，但這種高漲是“虛”漲，所謂的研究成果絕大部分都是一些重復性、拼湊性的東西，真正具有獨創性的寥寥無幾。可我們的統計只看量，不看質，上報的篇數總是越多越好。

如果僅僅是喜歡“多”也就罷了，問題是這種以項目為中心的科研運轉模式影響干擾了教師的研究心態，并引發出學術不公和腐敗等問題，嚴重敗壞了學術風氣和高等殿堂所應有的神圣品格。

學術研究原本講究的是一個體悟過程，沒有一個十年八年的工夫，不可能對某個研究課題有真正深入的認識。也就是說，研究者只有在自己常年思索探求的領域中耕耘才有可能取得突破性的成就。然而，現在申報項目所面臨的現實是，申報項目人的特長和興趣不是主要的，關鍵要和“基金項目課題指南”中的課題要求相吻合。為了提高中標的可能性，許多的研究者都是揣摩著評審組專家的心理來申報項目。在各種項目的申報工作中，也都是把科研創新性放到首要位置的，有的項目本身就是以“創新項目”來命名的，但往往并沒有真正的創新成果出現。創新性成果匱乏的原因也許是多方面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急功近利。美國是世界公認的創新大國和強國，曾有學者對中美兩國的創新機制進行過比較：“從創新機制來看，中美大學間的區別非常大。中國的大學基本以國家戰略目標為導向。比如，國家現有16個重大科研專項，很多科研經費也就順著這些項目撥過去了。而美國大部分的創新還是以個人興趣為導向。從資源分配來看，中國的科研經費實行的是國家撥款，且撥款方式比較集中。國家16個重大專項，每個都是上百億資金的投入。而美國實行的則是分散性投資。”也就是說，中國的科研項目是以“國家戰略目標為導向”，美國則主要是以“個人興趣為導向”；前者是為研究而研究，與研究者本人的興趣、專長沒有直接的聯系；后者的研究是以個人興趣為出發點，即研究者所從事的項目就是自己所喜愛的課題。從這其中的差別也就不難理解中國科研項目難以取得創新性突破的原因了：面對一個不能激起自己創造欲的課題，怎么能取得創造性的成果？又怎么能為之而獻身？

在中國制定項目規則的專家可能多半都是從事于理工科研究的，即目前所流通使用的都是用理科的管理方式來管理文科。譬如在申報項目時只有一個人是不行的，必須在主持人下面要有一個團隊。這種人多力量大的研究理念可能適用于需要分工協作的理工科，但并不適合于文科。文科的研究除了少量的古籍、資料整理之外，絕大多數都是屬于純個人化的研究，即每個人的研究領域和興趣是不一樣的，哪怕是同一研究方向中的人對同一種文學現象、同一個作家也會有截然相反的看法。文科的魅力也在于此。目前這種突現集體力量的研究架構不但違背了文科的研究規律，還引發出了學術剝削等問題。

高校中的教師必須要有科研能力，這是毫無疑義的。一個不懂科研、沒有切實科研體會的教師也不會在學術上走的太遠。可這不意味著所有的教師以及教師的所有時候都是生產論文的機器。“大師”是靠漫長的書香熏陶、冶煉出來的，不是靠所謂項目堆砌出來的。一個學校在一百年內能出現一個“大師”就非常了不起了，中國有這么多所大學，到時會有多少位“大師”薈萃。所以，學校不要要求每位教師都是“大師”，對教師要抱著一顆平和之心。他們可能不具備“大師”的素質，但他們品格高尚，認認真真地做人，兢兢業業地授課，老老實實地寫著自己的小文章——可能難以在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上發表，但這樣的人也無愧于教師的稱號。

教育事業是一個特殊的領域，高校中的教師更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多年接受教育的經歷使他們形成了“不為三斗米折腰”的性格。在以往的大學中，教授是至高無上的榮譽，現在沒有行政職務的教授還不如一個小科長來得風光。一個挺不直腰桿的教授、一個信仰危機的教授能培養出人格健全、具有創造力的人才嗎？一個以官本位為主體的大學能成為“真正的大學”嗎？大學之所以能受到社會的廣泛尊重，就是因為這里有正義、尊嚴和公平。大學不是世外桃源，可大學從來都充當著不是世外桃源的世外桃源。如果在大學之中都找不到知識分子了，那將是一件可悲的事。

高校的和諧校園文化建設

東華大學教授     廖大偉

當今世界，文化的力量愈來愈彰顯，文化建設也顯得愈來愈重要。高校是人才培養和先進文化傳播的中心，高校校園文化充滿互動性、傳承性和滲透性，對社會大眾具有引導、輻射和整合的功能，與企業文化、社區文化等相比，專業性更強，也更具有義不容辭的使命。同時，高校校園文化本身又是高校特色和競爭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加強高校和諧校園文化建設意義重大。

2008年5月至6月受臺灣中華發展基金的邀請，我赴臺講學，兩個月的時間里，我幾乎都在臺灣高校里度過，到過臺灣東華大學、成功大學、臺北大學和輔仁大學，通過近距離地接觸，我深切地感受到臺灣高校的校園文化十分濃烈，與之相比，大陸的高校校園文化有待加強。比如我曾參加臺灣東華大學歷史學系的送舊會和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本科畢業班的謝師宴，這些活動都是在校方組織的畢業典禮之外，而是按照臺灣傳統校園文化的慣例由學生自發組織安排設計的。送舊會上的兩個環節讓我感觸良多，一是對師兄師姐們的感恩，低年級的同學把師兄師姐曾經給予的關心幫助詳細地追憶出來，以示難忘；二是以錄像回顧的方式展示師兄師姐在校四年生活的精彩瞬間，這說明在臺灣的高校中，高低年級間的同學關系十分密切和融洽。而在大陸高校恐怕很難做到如此吧。

除此之外，很多日常校園生活和細節也讓人時時刻刻感受到臺灣校園文化的獨特氛圍。如果教師手拿重物行走在校內，一定會有學生上前幫助；如果教師與學生相遇，一定會聽到問好；走進系辦公室的公共部分，那里時常坐有學生，但一旦教師來到，一定是全體起立，然后讓座，并關切地詢問老師需不需要咖啡。教師對學生也是無微不至。我曾聽說這樣一件事，某日深夜一學生到教師宿室敲門，原來男朋友剛與她提出分手，情緒十分低落，而這位教師誠懇地與她交談了很長時間，引導她要正確面對。類似的情感問題學生也會向老師吐露、傾訴，老師則不厭其煩，猶如朋友般開導，這在臺灣高校是很平常的，在大陸高校恐怕很難見到。總之臺灣大學生“小主人”的自信風采和令人羨慕的校園文化，如尊師感恩、熱情好學、禮貌友善和自立意識等，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這其中還包括學生社團活動。講學期間，我幾乎每晚都能看到學生在校園廣場學跳舞，演奏廳也天天有排練。校園文化還同樣延伸到了校外私人餐廳，學生主辦的電子網絡，會對這些餐廳進行評論，那些被公認為比較好的餐廳，常成為學生的集體活動場所。

校園文化是學校具有的特定的精神環境和文化氣氛，它既包括校園建筑設計、校園景觀等物化形態的內容，更包括學校的傳統、校風、學風、人際關系、集體輿論，學校的各種規章制度以及學校成員在共同交往中形成的非明文規范的行為準則。健康和諧的校園文化，可以陶冶學生的情操、啟迪學生心智，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如果學校沒有成千上萬個朝氣蓬勃的學生，即使多么英明的領導團體，多么扎實的硬件設施，多么雄厚的師資隊伍，都不可能使得一個學校的校園擁有強大的生命力。而特定到高校校園文化，其本質是一種人文環境和文化氛圍。在這種以大學生為主體營造的人文環境和文化氛圍中，有校園特色的人際關系、生活方式以及由大學生參與的報刊、講座、社團及其他科學文化體育活動和各類文化設施會作為校園文化的主要特征充盈著大學校園的各方面建設，從而使得大學校園更富有生機和活力。

高校校園文化建設還應該更好地發揮學生的能動性，加強學生的主人翁地位。不能過多地把政治意識、成人意識強加于學生，正確的政治意識、成人意識只能“潤物細無聲”地去潛移默化地影響、引導；學校有關機構和教師只要把好關，做好支持和配合工作，放心大膽地讓學生自我鍛煉和實踐，就一定能產生良好的效果。校園文化的效果，不在于直接可以觸摸到，而是讓生活在校園之中的人時時處處可以感受到。它對學校所有師生的文化素養和思想道德品質產生影響和觸動，這其中社會實踐、社團活動、社會公益是重要渠道；它培養學生的獨立性，其中對培養團隊精神、合作意識、堅忍不拔的意志力以及拼搏精神都是不可或缺的手段與方式；它可以轉化成各種各樣的文藝、體育、軍訓、理論探討、學術報告等形式，營造一種生機勃勃、積極向上的文化氛圍，讓身處其中的學子們耳濡目染，久而久之成為一個有知識、有教養、有進取精神和良好氣質的人，學校的凝聚力也會大大提升。可以說，校園文化是一所學校綜合實力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