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紅軍反“圍剿”斗爭的勝利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建設

革命形勢的恢復和好轉
黨的六大以后的兩年間，由于黨在工作中實行了堅決轉變，黨的組織有了較大恢復和發展。到1930年9月，據黨的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統計，全國黨員增加到123萬余人到年底,黨在全國恢復了17個省委(省工委)和許多特交市委、縣委的組織。黨在國民黨統治區艱苦卓絕的斗爭中，積累了豐富的地下工作經驗。1927 年11月成立的中央特科，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在保衛黨中央安全、營救被捕同志、嚴懲叛徒、搜集情報、溝通同各蘇區的電訊聯系、配合根據地紅軍作戰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黨中央在這時也加強了對各地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工作的領導，使工作獲得巨大發展。到1930年3月，全國紅軍已有13個軍，6.2萬多人。在毛澤東等領導的贛西南、閩西根據地以外，重要的革命根據地還有湘鄂西、鄂豫皖、湘贛、湘鄂贛、閩浙贛、廣西的左右江、廣東的東江和瓊崖等。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是促成這一時期革命形勢好轉最重要的因素。
在湘鄂西，1928年初， 賀龍、周逸群等先后到達湖北洪湖和湘西桑植地區，把幾支農民游擊隊組織起來，建立新的革命武裝，整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1930年7月，他們同由鄂西游擊總隊擴編而成的紅六軍在湖北公安會師，部隊擴大到1萬余人，組成紅二軍團，賀龍任總指揮，周逸群任政治委員。不久，又成立了湘鄂西蘇維埃政府。
在鄂豫皖，紅軍游擊隊也發展得很快。他們最初分為鄂豫邊、豫東南、皖西三塊根據地。中央軍委委派徐向前到鄂豫邊負責軍事指揮工作。1930 年初，中央決定成立鄂豫皖邊特委，派郭述申任書記，統一領導這三塊根據地， 并成立紅一軍。這便是以后鄂豫皖中央局和紅四方面軍的前身。
在湘鄂贛，彭德懷、滕代遠率領紅五軍從湘贛返回這一地區后，會合當地游擊隊，擴編為紅三軍團，彭德懷任總指揮和前委書記，滕代遠任政治委員，創立了湘鄂贛革命根據地。
在廣西西部，中央代表鄧小平和張云逸、韋拔群等領導在黨影響下的一部分廣西軍隊和當地農軍，在1929年12月和1930年2月先后舉行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成立紅七軍和紅八軍，李明瑞任兩軍總指揮，鄧小平任政治委員，創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據地。
紅軍的反“圍剿”斗爭
紅軍和根據地的頑強存在和迅速發展，使國民黨統治集團感到震驚。蔣介石集中兵力向各根據地和紅軍發動了多次大規模“圍剿”。
國民黨軍隊“圍剿”的重點是中央革命根據地和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一方面軍。1930年10月起，蔣介石調集10萬多人，發動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一-次 “圍剿”。 紅一方面軍4萬多人，采取“誘敵深人”的作戰方針，殲敵1.3萬人成功打破國民黨軍隊的第-次“圍剿”。
不久，蔣介石又指揮20萬軍隊，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炒動第二次“圍剿”。紅一方面軍仍堅持“誘敵深人”方針，1931年5月16日至31日，連打5個勝仗，橫掃700里，自贛江之畔直達福建建寧，共殲敵3萬多人，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第二次“圍剿”，進一步擴大了中央革命根據地。”七百里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毛澤東氣勢磅礴的詩句，生動地記述了這一鼓舞 人心的勝利。6月間，蔣介石自任“圍剿”軍總司令，調集30萬人，發動第三次“圍剿”。紅方面軍歷時3個月，殲敵3萬多人，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第三次“圍剿”。此后，贛南、閩西兩塊根據地基本連成一片，擴大到跨20余縣的廣大地區。受紅軍勝利的影響，國民黨軍第二十六路軍1.7萬余人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寧都起義，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在國民黨軍隊中引起很大震動。
這時，其他根據地的反“圍剿”斗爭也取得勝利。在鄂豫皖，從1930年冬到1931年夏，紅軍打破國民黨軍隊兩次“圍剿"。1931年11月， 根據中央決定，鄂豫院根據他的紅四軍和紅二十五軍合編為紅四方面軍，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全軍近3萬人。
在湘鄂西、贛東北、湘贛、湘鄰贛、瓊崖等根據地，也“圍剿”的勝利。與此同時，西北紅軍創始人劉志都取得反習仲助等經過艱苦斗爭，創建了陜甘邊根據地丹、謝子長、習仲勛等經過艱苦斗爭，創建了陜甘邊根據地和陜北根據地(后發展為陜甘根據地，又稱“西北根據地“)，使中國革命根據地的布后局發生了變化，不僅在南方有革命根據地，北方也有了革命根據地。這對中國革命后來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紅軍在反“圍剿"斗爭中，形成了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集中兵力，各個開敵:“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在運動中發現敵軍弱點，速戰速決等戰略戰術思想。這些戰略戰術思想建立在人民戰爭的基礎之上，解決了紅軍以劣勢兵力和落后裝備戰勝強大敵人的問題，是對馬克思主義軍事學說的杰出貢獻。
根據地的土地革命和各方面建設土地革命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內容之一，也是黨踐行初心和使命的具體體現。黨領導廣大農民“打土豪、分田地”，就是要讓廣大農民翻身得解放，就是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爭。隨著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土地革命廣泛地開展起來。
在贛南、閩西根據地，毛澤東提出一系列深人進行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原則。1929年4月，他主持制定興國縣《土地法)》，將井岡山《土地法》規定的“沒收一一切土地”改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7月，在他的指導下，閩西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中作出“自耕農的田地不沒收”“抽多補少” 的原則規定，使閩西300多里的地區分了田，60多萬貧苦農民得到了土地。1930年2月，在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則指導下，興國等6縣全境和永豐等縣部分地區全面開展分田運動。1931年2月，毛澤東又修改井岡山《土地法》中關于農民只有土地使用權、禁止土地買賣的規定，肯定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
與此同時，在贛東北、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贛、廣西右江、廣東瓊崖等革命根據地，土地革命也轟轟烈烈開展起來。
在三年多土地革命實踐中，基本上形成-套比較切實可行的土地革命路線、政策和方法。主要是:依靠貧農、雇衣，聯合中農，限制富農，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土地所有制為農民土地所有制;以鄉為單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礎上，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等等。
政治、經濟上的翻身，使廣大農民迅速分清了國共兩黨和兩個政權的優劣，極大地激發了他們的革命積極性。他們擁護土地革命、擁護共產黨，紛紛參加紅軍，投身反“圍剿”斗爭和支援前線、慰勞紅軍，形成了魚水相依、血肉相連的黨群關系、軍民關系。
在各根據地和紅軍不斷發展的形勢下，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 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選舉產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主席。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工農民主政權，是中國共產黨在局部地區執政的重要嘗試。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對處于被分割狀態的各根據地的中樞指揮作用，在政治上也產生了很大影響，推動了各根據地的政權、經濟、文化教育和黨的自身建設。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實行工農兵代表大會制度，選舉產生各級蘇維埃政府，廣泛吸收工農群眾代表參加政權管理，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從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中央革金根據地進行三次民主選舉并須布選舉法細則，許多地方參加選舉的人占選民總人數的80%以上。其他根據地也相繼召開各級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各級蘇維埃政府。
蘇維埃政府重視廉政建設和司法建設。1933 年12月，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訓令，嚴肅查處腐敗案件; 1934年，建立審計監督制度，在規范財政財務收支、查處貪污浪費、促進廉政建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臨時中央政府頒布120 多部法律、法令，初步建立起具有鮮明階級性和時代特征的法律體系。
蘇維埃政府領導根據地軍民積極進行經濟建設，開展打破敵人經濟封鎖的斗爭，使農業、工業、商業、交通郵電、財政和金融等經濟工作都有一定發展。在條件極為艱苦的情況下，還努力發展文化、教育事業，根據地普遍建立久種學校，著力培養各方面的干部和專門人才。
黨的自身建設也得到加強，黨員隊伍不斷擴大，各級告組織得到健全，培育了艱苦奮斗、廉潔自律、密切聯系群小的優良作風，鑄就了以堅定信念、求真務實、一心為民、潔正廉潔、艱苦奮斗、爭創一流、無私奉獻等為主要內涵的蘇區精神。。 蘇區干部好作風，自帶干糧去辦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訪貧農。”這首民歌在蘇區廣為傳唱，流傳至今，正是蘇區精神的真實寫照。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村革命根據地生機勃勃的景象，同國民黨統治區民不聊生的悲慘景象形成鮮明對照，使陷于苦難深淵的中國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和抗日救亡運動的興起1931年9月18日深夜，根據不平等條約駐扎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向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和沈陽城發動進攻。這就是九一八事變。第二天，日軍占領沈用。至192年2月，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淪為日本本的占領地。3月，以溥儀為“執政”的日本傀儡政政權仿滿洲國在吉林長春成立。九一八事變，是日本軍國主)義者 長期推行對華侵略擴擴張政策的必然結果，又是他們為把中國變成成其獨占殖民地而采取的嚴重步驟。
空前的民族災難喚起了空前的民族覺醒。九二八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漸上升為主要矛盾，中國國內階級關系發生重大變動，抗日救亡運動在全國迅速興起。上海3.5萬名碼頭工人舉行反日大罷工。南京、天津、北平、漢口等城市的工人和其他勞動群眾紛紛請愿、募捐、禁售日貨。青年學生、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和知識界上層分子都發出要求抗日、實行民主的呼聲。
中國共產黨率先高舉武裝抗日的旗幟。1931 年9月，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響亮提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三省!”中共滿洲省委指示各地黨組織，開展抗日斗爭。黨中央派周保中、趙一曼等到東北，加強黨組織力量。到1933年初，由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巴彥、南滿、海龍、東滿、寧安、湯原、海倫等抗日游擊隊相繼成立，逐漸成為東北主要抗日武裝力量。中國人民在白山黑水間的奮起抵抗，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起點，同時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國民黨政府對日本侵略東北的行動一再安協退讓。蔣介石在1931年7月間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國民黨政府電告東北軍:“為免除事件擴大起見絕對抱不抵抗主義”。這一切，促使日本帝國主義更煙無所顧忌地用武力大規模進攻中國。
在民族危機的嚴重關頭，國民黨陣營出現分化。東北軍將領馬占山、李杜等在東北抗日。1932 年1月28日，日軍進攻上海時，蔣光爾、蔡廷錯指揮第十九路軍奮起抵抗。但在求和的基本方針下，南京政府先后同日本侵略者簽訂了有損國家主權的《淞滬停戰協定》《塘沽協定》。馮玉祥在張家口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也遭到國民黨政府破壞和強行解散。
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和左翼文化運動九一八事變后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在極為艱難的環境中，國民黨統治區的共產黨員仍然堅持斗爭，利用各種陣地開展工作。
1930年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隨后中國社會科學家、戲劇家、美術家、教育家聯盟以及電影、音樂小組等左翼文化團體也相繼成立。這支左翼文化新軍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從事馬克思主義宣傳和革命文藝創作等活動，形成了很有聲勢和實力的左翼文化運動。
在馬克思主義宣傳方面，左翼社會科學工作者翻譯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反杜林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判主義》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最早中文全譯本。一些共產黨員密切聯 系宋慶齡、魯迅等愛國進步人士，推動抗日教亡運動，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魯迅以大量戰斗性極強的雜文，無情地揭穿地主買辦集團的媚外獨裁的面目、可恥的不抵抗主義、殘酷的文化“圍剿”。毛澤東指出:“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左翼文化工作者們還努力和中間派合作，共同進行戰斗。魯迅、瞿秋白、茅盾、周揚等人的一些文章，分別在《申報》副刊《自由談》、《文學》月刊上發表。茅盾的著名小說《子夜》于1933年1月出版，三個月內重版四次。共產黨員夏行、陽翰笙、田漢等拍攝了一大批進步影片，在國民黨統治區擁有大量觀眾。左翼文化的這種發展勢頭，連國民黨的輿論也驚呼“似水銀之瀉地，無孔而不人”。
受抗日救亡強烈氛圍的感染，由聶耳作曲、田漢作詞的《義勇軍進行曲》一經問世，就迅速傳遍祖國大地，成為時代最強音，對動員人民奮起抗日教亡起了巨大作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市這首取藹氣回腸刻骨銘心，表達出全民族的滿腔悲憤，點燃了每個中國人強烈的愛國激情，唱出誓死保衛祖國的英雄氣概，成為偉大愛國主義精神的不朽杰作。
這一時期國民黨統治區的左翼文化運動，鍛煉出一支堅強的革命文化隊伍，在促進抗日救亡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