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和籌建新中國

      為新中國繪制藍圖
      隨著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在全國勝利已成定局，建立新中國的任務被提上日程。
      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論述了即將成立的新中國的國體和政體，即國家政權的階級性和構成形式。會議還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基本方針。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規定黨在全國勝利后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
      全會討論了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的問題，指出用鄉村包圍城市的時期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
      毛澤東告誠全黨，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為此，毛澤東提出了“兩個務必”的思想即“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這里面，包含著對中國幾千年歷史治亂規律的深刻借鑒，包含著對中國共產黨艱苦卓絕奮斗歷程的深刻總結，包含著對勝利了的政黨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對即將誕生的人民政權實現長治久安的深刻憂思，包含著對中國共產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深刻認識。“兩個務必”思想，始終激勵全黨永遠保持艱苦奮斗光榮傳統，永遠保持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永遠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毛澤東還指出，在勝利面前，必須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攻擊。
      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澤東率領中央機關離開中國革命最后一個農村指揮所——西柏坡，向北平進發。臨行前，毛澤東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進京“趕考”去。周恩來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3月25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與中央機關、人民解放軍總部進駐北平。黨中央和毛澤東進駐北平香山，標志著中國革命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這里成為領導解放戰爭走向全國勝利、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偉大勝利的總指揮部。
      為了向全國人民公開闡明中國共產黨在建立新中國問題上的主張，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指出，人民民主專政需要工人階級的領導。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聯盟，而主要是工人和農民的聯盟。進行中國的人民革命和發展中國的經濟，需要團結民族資產階級，但它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也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占主要的地位。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和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為新中國的建立奠定了理論基礎和政策基礎。在籌建新中國的過程中，黨中央還就新中國的國家結構形式和民族關系進行了慎重考慮并作出決策，認為:單-制的國家結構形式，更加符合中國的國情;在統一的國家內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更有利于實現民族平等原則。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和共同綱領的制定
      籌建成立新中國的工作，是通過新政治協商會議(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進行的。
      1949年6月，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成立以毛澤東為主任的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負責起草共同綱領、擬定政府方案等，全面展開籌建新中國的工作。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隆重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標志著100多年來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運動取得了歷史性的偉大勝利，標志著愛國統一戰線和全國人民大團結在組織上完全形成，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正式確立。毛澤東在開幕詞中向全世界豪邁地宣告:“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他還預言:“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
      人民政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參加政協的有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各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各地區、各民族以及海外華僑的代表。會議通過《中國人民政冶協商會議組織法》，選出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10月9日，毛澤東當選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
      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這個《共同綱領》成為中國人民的大憲章，在一個時期內起著新中國臨時憲法的作用。
      會議通過了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一致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陳毅等56人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會議通過北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將北平改名為北京；決定采用公元紀年;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國旗為五星紅旗，象征全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大團結。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原因和基本經驗
      隨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基本的勝利。
      中國革命的發生和勝利不是偶然的，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和深厚的群眾基礎。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對中國人民的殘酷壓迫和剝削，促使中國人民走上反帝反封建的偉大革命斗爭的歷史道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統治集團對外依靠帝國主義的支持，對內以封建地主階級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作為社會支柱，把自己置于中國人民的對立面。抗日戰爭后，蔣介石集團堅持獨裁統治和內戰政策，把全國各階層人民推向饑餓和死亡，迫使他們奮起團結自救。
      中國人民的反抗斗爭是十分英勇的，但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徹底擺脫失敗的厄運，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這個初心和使命是激勵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指明了斗爭的目標，在長期斗爭的實踐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勝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視為“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團結和凝聚成萬眾一心的不可戰勝的力量。“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中國人民依據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得出的科學結論，是他們基于自已的切身體會所確認的偉大真理。
      為了實現初心和使命，實現始終堅持的理想和主張，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前赴后繼的不懈奮斗,作出了巨大的自我犧牲。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創建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28年的時間里，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了無數的優秀戰士。黨的許多卓越領導人，如李大釗、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鄧中夏、蘇兆征、彭湃、陳延年、惲代英、趙世炎、張太雷等，許多杰出的將領，如方志敏、劉志丹、黃公略、許繼慎、韋拔群、趙博生、董振堂、段德昌、楊靖宇、左權、葉挺等，也都在這場前赴后繼的偉大斗爭中英勇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千千萬萬先烈和全黨同志、全國各族人民長期犧牲奮斗的結果。
      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長期社會歷史發展和人民實踐的最終結果。在很長時期內，中國面臨三種可供選擇的建國方案:第一種方案先由北洋軍閥后由國民黨統治集團代表。他們主張實行地主買辦階級的專政,使中國社會繼續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第二種方案由某些中間派或中間人士代表。他們主張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使中國社會走上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第三種方案由共產黨代表，主張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共和國，經過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這三種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實踐中反復地受到檢驗。只有第三種方案最終贏得中國報廣大的人民復她包括民族資嚴階級及其政治代表在內的擁護。這昭示了“只有社會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的歷史必然。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革命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經驗鍛造出了有效的克敵制勝的武器。毛澤東指出:“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把革命引向勝利，一條根本性的經驗就是,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這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一旦被中國人民所接受，就轉化成對中國社會進行革命改造的偉大的物質力量。中國革命的歷史充分證明:歷史和人民選擇馬克思主義是完全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寫在自己的旗幟上是完全正確的，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是完全正確的。
      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徹底改變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國積貧積弱、受人欺凌的悲慘命運，中華民族走上了實現偉大復興的壯闊道路。
      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社會的發展艾晌為實現由新民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和建立社會生義制度、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掃清了主要障礙，創造了政治前提，為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開辟了廣闊的道路。幾千年來受壓迫、受奴役的中國人民從此成了新國家、新社會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