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軍悍然發動盧溝橋事變(七七事變)，當地中國駐軍奮起抵抗，全民族抗戰由此爆發。盧溝橋事變發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國發出通電:“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一-場決定中華民族命運的殊死大搏斗拉開帷幕。
抗目戰爭全面爆發和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
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的對華戰爭，是企圖滅亡中國、變中國為其獨占殖民地的帝國主義侵略戰爭。日軍在7月底占領北平和天津，接著沿平綏、平漢、津浦三條鐵路向華北地區擴大進攻，企圖以三個月時間“滅亡中國”。
在這生死存亡關頭，只有全民族團結抗戰才是生存和發展才是唯一出路。中國共產黨高舉起抗日的大旗，在盧溝橋事變第二天就通電全國，號召“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 抵抗日寇的侵掠!”“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同日，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紅軍領導人致電蔣介石，表示紅軍將土愿意“為國效命，用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為促進國共兩黨實現團結合作抗日，黨中央派周恩來等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交給蔣介石。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的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實際上承認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蔣介石談話的發表，宣告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8月，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宣布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下轄三個師，全軍約4.6萬人。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改為第八路軍總指揮部，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9月，陜甘寧根據地改稱陜甘寧邊區，仍是黨中央所在地。接著，黨在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瓊崖紅軍游擊隊除外)，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 新四軍”)。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下轄四個支隊，全軍約1.03萬人。
團結就是力量，團結方能勝利。正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面旗幟，召喚著全中國的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召喚著全中國的工農兵學商，召喚著海內外的華夏兒女，眾志成城，同仇敵愾，筑起了中華民族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鋼鐵長城。偉大的愛國者宋慶齡在聲明中指出:“共產黨是一個代表工農勞動階級利益的政黨。孫中山知道沒有這些勞動階級的熱烈支持與合作，就不可能順利地實現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國難當頭，應該盡棄前嫌。必須舉國上下團結一致， 抵抗日本，爭取最后勝利。”國民黨內的李濟深等領導的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從一度反蔣抗日轉到擁蔣抗日的立場。國家社會黨、中國青年黨、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派等一致表示擁護政府抗戰和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積極投人抗日洪流，民族工商業者踴躍為前線捐贈錢物，一些人還不避艱險把工廠遷往內地。各少數民族與漢族人民一起積極參加抗日戰爭。許多臺灣同胞回到祖國大陸，組織各種抗日團體和抗日武裝。港澳同胞和海外華僑也以各種方式參加抗日活動。這些百年以來未曾有的新氣象，標志著一一個古老民族的空前覺醒。這就使日本侵略者突然發現，它面對的是原來沒有預計到的整個中華民族組成的抗日民族統戰線。
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
國共兩黨在如何抗日的問題上，一開始就存在著不同主張。蔣介石集團實行片面抗戰路線，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的抗戰，不愿意實行民主、改善民生，不敢發動和依靠人民大眾。中國共產黨則主張實行全面抗戰路線，廢除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給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權利，適當地改善工農大眾的生活，充分動員、組織和武裝民眾抗戰，使抗日戰爭成為真正的人民戰爭。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陜北洛川城郊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洛川會議)。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毛澤東起草的宣傳鼓動提綱《為動員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會議強調，必須堅持統一戰線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在敵人后方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在國民黨統治區放手發動抗日的群眾運動。洛川會議是在全國抗戰剛剛爆發的歷史轉折關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會議通過的十大綱領和決定，標志著黨的全面抗戰路線的正式形成。
為動員并組織人民群眾進行全面抗戰，必須明確提出抗戰的軍事戰略方針。當時，“亡國論”和“ 速勝論”的錯誤觀點都有相當大的市場。中日戰爭的過程究竟將怎樣發展?中國能否取得抗戰勝利?如何才能取得勝利?這些問題亟待得到明確解決。
為了初步總結全國抗戰經驗，批駁當時流行的種種錯誤觀點，系統闡明黨的抗日持久戰方針，毛澤東在1938年五六月間作了《論持久戰》的長篇講演，明確指出:“中國會亡嗎?答復:不會亡，最后勝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夠速勝嗎?答復:不能速勝，抗日戰爭是持久戰。”他分析了戰爭雙方存在著的互相矛盾的四個基本特點，即:日本是帝國主義強國，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國;日本的侵略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中國的反侵略戰爭是進步的、正義的;日本是個小國，經不起長期戰爭，中國是個大國，能夠支持長期戰爭;日本的非正義戰爭失道寡助，中國的正義戰爭得道多助。進而指出:第一個特點決定了日本的進攻能在中國橫行一時， 中國不能速勝:后三個特點決定了中國不會亡國，經過長期抗戰，最后勝利屬于中國。
《論持久戰》科學地預見到抗日戰爭將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明確提出，通過三個階段，在雙方的力量對比上，中國必將由劣勢到平衡再到優勢。其中，戰略相持階段的時間將相當長，遇到的困難也將最多，然而它是整個戰爭轉變的樞紐。在這個階段中，我們的作戰形式主要的是游擊戰，而以運動戰輔助之。這個階段的戰爭是殘酷的，但是游擊戰爭能夠勝利。中國將變為獨立國，還是淪為殖民地，不決定于第一階段大城市之是否喪失，而決定于第二階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堅持抗戰，堅持統戰線和堅持持久戰，中國將在此階段中獲得轉弱為強的力量。
《論持久戰》強調“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指出爭取抗戰勝利的唯一正確道路是充分動員和依靠群眾，實行人民戰爭。在整個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動員人民、依靠人民，推動形成了全民族抗戰的歷史洪流，使日本侵略者陷人了人民戰全的汪洋大海之中。
《論持久戰》系統闡明了黨的抗日持久戰戰略總方針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戰爭的綱領性文獻。它不僅指明了必須持久抗戰才能取得最后勝利的前景，而且提出了一整套動員人民群眾，在持久戰爭中不斷削弱敵方的優勢、生長自己的力量、以奪取最后勝利的切實可行的辦法，大大增強了J們堅持抗戰的決心和信心。一篇 講演具有如此強大的說服力量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歷史上是少有的。以后抗日戰爭的實踐，充分證明《論持久戰》中的預見是完全正確的，是符合實際情況的。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寫作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特別強調了抗日戰爭全過程中游擊戰爭的重要戰略地位。
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
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后，迅速開赴抗日前線。此刻，抗日戰爭正處在戰略防御階段。這個階段呈現出兩大特點:一是日軍分路深人中國廣大領土，對中國正面戰場的攻勢達到頂點;二是中國共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開展敵后游擊戰爭，并迅速壯大起來。當時，國民黨表現了一定的抗日積極性，國民黨軍隊曾進行了平津、淞滬、忻口、徐州以及保衛武漢等戰役，并取得臺兒莊戰役的勝利，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計劃，但是未能從根本上扭轉戰局。
1937年12月13日，日軍占領南京后，進行了長達6周駭人聽聞的血腥大屠殺，中國平民和解除武裝的軍人被槍殺、焚燒、活埋以及用其他方法殘忍殺害者，達30萬人以上。無數婦女遭到蹂躪殘害，無數兒童死于非命，1/3 建筑遭到毀壞，大量財物遭到掠奪，昔日繁華的古都成了人間地獄。侵華日軍一手制造的這一滅絕 人性的大屠殺慘案，是駭人聽聞的反人類罪行，是人類歷史上十分黑暗的一頁。面對極其野蠻、極其殘暴的日本侵略者，具有偉大愛國主義精神的中國人民沒有屈服，而是凝聚起了同侵略者血戰到底的空前斗志，堅定了抗日救國的必勝信念。
八路軍到達山西抗日前線后，即取得平型關戰斗重大勝利。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第一一五師主力在平型關伏擊日軍，首戰告捷，一舉殲滅日軍1000余人，擊毀日軍汽車100余輛，繳獲一批輜重和武器。接著，八路軍三個師又配合國民黨軍隊進行忻口戰役，相繼取得雁門關伏擊戰、夜襲陽明堡日軍機場等勝利。忻口戰役歷時20余天，是華北戰場上規模最大、戰斗最激烈的一次戰役，也是國共合作抗日配合得較好的一次戰役。
平型關大捷是全民族抗戰爆發后中國軍隊主動對日作戰取得的第一個重大勝利，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地振奮了全國軍民的抗戰信心，提高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聲望，使許多人由此相信共產黨不但堅決抗日，并且是有能力戰勝敵人的。朱德在家書中寫道:此戰使“全線士氣為之一壯。如各軍都同我們樣，那就不難打退敵人和消滅敵人”。目在深人敵人后方以后，八路軍應該怎樣作戰，怎樣打擊敵人?黨確定了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作戰方針。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在軍事戰略上實行了重大轉變，就是由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的運動戰向抗日游擊戰爭轉變。
敵后戰場的開辟和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創建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以中國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戰爭在華北上升到主要地位。黨領導的軍隊根據洛川會議的決定，著重向敵后實施戰略展開，發動獨立自主的敵后游擊戰爭。當日軍依仗優勢兵力，氣勢洶洶地向前猛進時，國民覽的軍隊節節后退，而裝備簡陋的八路軍卻分散地大踏步地向敵后挺進。他們同地方黨組織相結合，組織工作團， 建立戰地動員委員會、抗日救國會等半政權性質的組織。
1938年1月10日，晉察冀邊區臨時行政委員會成立。這是敵后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的第一個統一戰線性質的抗日民主政權。敵后抗日政權的建立，恢復了國民黨政權漬逃后陷人一片混亂的社會秩序，使廣大人民群眾看到了光明和希望，迅速贏得了人民的擁護。
1938年4月，黨中央作出決定:將原在山西山區的八路軍三大主力分別向河北和山東的平原地區挺進，開辟新的抗日根據地。這對于習慣山地作戰的八路軍來說是-次新的挑戰。新四軍各部也利用山區和河湖港漢等復雜地形開展游擊戰。敵后抗日游擊戰爭出現了新的局面。
敵后戰場的開辟，使中國抗日戰爭形成戰略上互相配合的兩個戰場，一一個是主要由國民黨軍隊擔負的正面戰場，一個是主要由共產黨軍隊擔負的敵后戰場。敵后戰場的迅速發展，牽制了大量日軍。這是抗日戰爭由戰略防御轉到戰略相持的一個重要條件。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在敵后開展的游擊戰爭，是世界歷史上罕見的艱苦戰爭。八路軍將士面對日本侵略軍的反復“掃蕩”，只有極簡陋的武器裝備，沒有來自后方的槍支彈藥的接濟。他們在敵人的包圍中創建抗日根據地，那里大多是窮鄉僻壤，物質條件極其惡劣。1937 年11月，八路軍第一一五師一部向晉察冀進軍時，五臺山已開始飛雪，部隊還穿著單衣草鞋，在破廟中過夜。然而，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他們終于在敵后站穩了腳跟，打開了局面，其中的關鍵是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擁護。這是人民軍隊能夠在敵后艱苦環境中不斷發展壯大的奧秘所在。
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
在全民族抗舊戰爭中，由于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和國共兩黨間存在著兩條不同的抗戰路線，黨如何正確處理統-戰線中的統一和獨立、 團結和斗爭的關系，成為對抗戰成敗具有決定意義的問題。全民族抗戰伊始，黨中央就指出，必須堅持統-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
1937年11月底，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委王明從蘇聯回到延安。他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 切服從抗日”，把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活動限制在國民黨允許的范圍內，對洛川會議以來黨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許多正確觀點和政策提出批評。這些錯誤觀點受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堅決抵制。1938年7 月，共產國際領導人也明確表示，在中共中央內部應支持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王明缺乏實際工作經驗，不應爭當領袖。
1938年9月至11月，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舉行。全會首次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毛澤東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全會強調“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 確定敵后抗戰總的戰略部署是‘ 鞏固華北，發展華中”。
全會重申黨的紀律，即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全黨服從中央。全會還強調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指出:“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量”。
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是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毛澤東后來在黨的七大上說:“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這次全會正確地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規定了黨在抗戰新階段的任務，為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進行了全面的戰略規劃，基本上糾正了王明的右傾錯誤，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和步調，推動了各項工作的迅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