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口號”•記憶（4）】國民黨政府的瘋狂掠奪

導讀

抗日戰爭的勝利，無形中提高了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本人的聲望。然而，國民黨政府在經濟上瘋狂掠奪，使國統區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國民黨政治上堅持一黨獨裁，先后制造了“一二•一”慘案、下關慘案、較場口血案和李聞慘案，召開偽國大、宣布民盟非法，瘋狂鎮壓民主人士；軍事上積極準備，發動對解放區的軍事進攻……所有的一切，使國民黨政府民心盡失，迅速走向土崩瓦解。歷史的事實再一次雄辯地證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民心向背從來就是決定一個政權生死存亡的關鍵因素。任何強大的政權，一旦失去民心，離覆亡也就只有一步之遙。

為什么抗戰后一度擁有強大政治、經濟、軍事資本的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在短短四年的時間內迅速走向崩潰,不得不結束了在大陸的統治？應該說，國民黨政府長期實行專制，反民主、搞獨裁,剝奪人民的民主權利，鎮壓愛國民主運動，貪污腐化，人心喪盡，是造成國民黨兵敗大陸、退守孤島的根本原因，也是各民主黨派最終選擇響應中國共產黨“五一口號”，選擇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重要原因。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的失敗是全方位的，從經濟到民心，從政治到軍事。

抗戰結束后，“刷新政治與恢復重建既是國民對政府的期盼，也是政府最大的政治。”如何組織好戰后的復員、接收，無疑是對國民政府的一次考驗。然而，國民黨政府這一次是以少數人的短時間愉悅換來了喪失民心的惡果。1945年8月11日，國民黨最高統帥部連續發出兩個命令：命令第十八集團軍“原地駐防待命”，命令國民黨部隊“積極推進，勿稍松懈”。1945年8月21日，重慶國民政府行政院通過《淪陷區重要工礦事業處理辦法》和《收復地區土地權利清理辦法》，對淪陷區的接收工作全面展開。然而，名為接收實則明搶暗奪。在接收過程中，營私舞弊，中飽私囊，貪污受賄，接收大員們似乎在進行著一場大發接收財的競賽，大量公產變成了接收大員的私產。老百姓稱他們是“三洋開泰，五子登科”（“三洋”是愛東洋、捧西洋、要現洋；“五子”為房子、車子、金子、衣服料子、婊子），嘆息道：“天上來，地下來，老百姓活不來”，“盼中央，望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對此，國民黨中頭腦清醒的人也有警覺,并產生了一種很深的危機感，如接收大員邵毓麟曾當面向蔣介石進言:“像這樣下去,我們雖已收復了國土,但我們將喪失人心!”

國民黨政府的瘋狂掠奪激起了國內民眾和知識分子的強烈反對，有批評指出：“在短短的幾十天內，那些曾經淪陷七八年的廣大土地，竟復宣告了第二次的淪陷！第一次，那些土地淪陷給‘中國軍事’的敵人，而這一次，卻淪陷給‘中國政治’的敵人。”

《大公報》評論說：“僅在短短20余天之內，我們已在京滬兩地失去人心。”時任美國陸軍情報部駐華辦事處主任的費正清感受到“蔣介石和國民黨控制的國民政府……對于日軍撤退后的沿海城市，它所從事的接管工作，真是搞得一團糟。”

當時的一些自由知識分子這樣評價，今日中國人民生活的艱苦與凄慘，業已到達為一個大文學家所無法描寫的地步。在內地城鄉以及偏僻的角落里，民生的艱辛，更不必說；就是在遠東第一豪華的大都市里，一到晚上11點以后，許多街道上，在那冷冰冰的容易招致疾病的水門汀走道上，躺著手腳綣縮的無數貧民，就在這蕭瑟的秋風之中，獲取為維持他們像游絲一樣的生命所必需的睡眠。這些人本身并無罪孽，然而他們卻過著罪孽的生活；即使在此敘述每晚所目睹的這種凄涼的景象，亦不禁熱淚盈眶，悲從中來……現政權最大最不能寬恕的罪惡，就是由于它的缺德的統治，大大促成了中國道德的墮落。在這個政府的作風和統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沒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潔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

在經濟上，以蔣宋孔陳為首的四大家族在統治中國的22年當中，聚斂的巨額財富達100億至200億美元之巨。他們對攫取的民脂民膏隨意支配，揮霍無度。上行下效，各級貪官利用職務之便敲詐勒索、額外攤派、卷款潛逃等。以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本對人民敲脊吸髓，使民不聊生，市場購買力減弱。抗戰結束后，蔣介石集團悍然發動全面內戰，造成軍費激增和財政赤字的日益擴大，使惡性通貨膨脹更加瘋狂，招致了貨幣的迅速貶值和物價暴漲。國統區的經濟危機空前嚴重，廣大人民的生活日益惡化：工人大批失業，農民背井離鄉；工農業生產嚴重下降，特別是農業經濟凋敞，農民紛紛躲避征糧、征稅和征兵，從而使國民黨失去了進行戰爭所需要的基本人力和物力，加速了國民黨軍事上的潰敗。同時惡性通貨膨脹也使中國民族工商業日趨破產，許多人日益喪失他們的積蓄而變為赤貧者。就整個國家來看，1946年支出法幣10萬億元，收入只有2萬億元；1947年支出100萬億元，收入只有13萬億元。巨額的財政赤字主要靠印發鈔票彌補。法幣發行量猛增，物價隨之狂漲。以抗戰前夕的物價為標準，至1947年7月，上漲了6萬倍，年底更達到14.5萬倍。1937年100元法幣能買一頭牛，到1947年只能買1/3盒火柴。國統區工商業大量倒閉，民族工商業日益破產。從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上海、天津、重慶、漢口、廣州等二十多個大城市，倒閉的工廠商店達2.7萬多家。上海原有工廠4050家，至1946年底，已倒閉3160家，其中民營工廠倒閉3/4。國統區的農業生產急劇下降，農業經濟凋敝，出現了嚴重糧荒。國統區的經濟危機，使勞動群眾和廣大公教人員的生活日益惡化，城市失業人員大增。1946年冬，僅上海、北平、南京三地即有失業和無業人員260萬人。公教人員和學生處于饑餓半饑餓狀態。農村情況更為悲慘，1946年餓死1000萬人；1947年各地饑民達1億人以上。

1947年初，國民黨政府對“已屆非常嚴重之時”的經濟狀況，采取了所謂“緊急措施”。2月16日，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了《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和《修正管理外匯暫行辦法》。蔣介石為此發表談話指出：“政府支出應極度減縮，本年度預算內，凡不必要之新建設均予以暫緩”，用有效方法征收“所得稅和各項直接稅”，“如因此而或使個人負擔有加重之處，則為一致擁護政府”起見，也應“一致予以遵行”；“以后提高工資，應即確定最高限度，不得漫無限制”。職工的工資應“以本年1月份之生活指數為最高指數，亦不得以任何方式增加底薪”。對于民生日用主要物品，“即予從嚴管制”。這些辦法的實施，未能解救危機，只是使財富更加集中到四大家族手里，人民生活狀況更加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