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我這樣的文科生，新型冠狀病毒（下稱“新冠病毒”）幾乎是個一夜之間到來的概念，第一，我從來不知道它的存在；第二，我也從來想不到它會如此深刻地影響我的生活，當然，它同樣影響了中華大地每個人的生活，區別只是有人受的影響大些，有人受的影響相對小些。

一無所知的去路

2020年春節，我是在浙江嘉興過的，這也是我迄今五十多年的人生中僅有的一次。沒成家與夫妻分居的時候，我的春節年年跟著父母過，鄉下熱熱鬧鬧、儀式感爆棚，讓我盡享年節和親情的快樂，常常在老家一呆就是個把月，不到上班前一兩天決然想不到回單位。妻子和女兒搬過來之后，有時在城里，有時在老家。2019年臨近寒假時，女兒打來電話，說單位要“申碩創大”，領導吩咐他們呆在嘉興，建議我與她媽媽一起去嘉興過年。這也在我意料之中，女兒在高校宣傳部工作，一遇大任務，寫鼓勁稿的事情總免不了，只是不期而來的這個電話讓我一下子不知所措。大學里的寒假一般有三四十天，相別多時的一家人不聚在一塊，那種失落可想而知。但去嘉興，早幾年隨我進城的父母又年過八旬，實在放不下心。好幾次想跟父母張口說這事，話到嘴邊又白花花地咽了下去。臨到快要買車票時，我才不得已又一次提起電話，父母倒是通情達理地表示支持，考慮到最小的妹妹也在這座城市，父母過春節也算有人照顧，將家事一一安頓好，1月19日，我一步三回頭地登上了去嘉興的列車。

其實，還在婁底的時候，我便知道武漢爆發了不明原因肺炎，這得益于我寫作時養成的關注時事的習慣，只是那時媒體公開報道此事的不多，當地少數官員還在反復強調這種疾病沒有明顯人傳人證據，我也就沒將它當回事。不過，話又說回來，假若知道后來定名為“新型冠狀病毒”的那個惡魔傳染性那么強，甚至沒有癥狀的潛伏期也可能對人下手，我大概很難下定決心在火車這個封閉的空間里度過漫長的15個小時。我的衛生知識再有限，也明白火車、飛機、輪船、大型商場、醫院、家庭等場所是病毒的主要作惡之地。

對疫情毫不知情，在火車上全無防備，沒戴口罩，還張著大嘴吃水果、喝水、進早餐，使用公共水龍頭，也沒有想到戴只一次性手套或墊張餐巾紙。年關的硬臥車廂非常擠，每個鋪位都是人，我的前后左右是一大家子，一共六七人，他們經常高聲談笑，飛沫四溢，我根本沒意識到必須稍稍躲開一點。此后只要媒體上公布“同車查詢”，我總會神經質地點開看看。后來想，幸虧那趟車沒在重疫區停留，也幸虧坐在我旁邊的人沒有誰感染新冠肺炎，否則，此次旅程后果不堪想象。

唯一的野外散步

我是1月20日上午9點多抵達嘉興火車站的，坐公交又花了30來分鐘。吃完中飯，女兒說她要跟她媽去超市買東西，問我去不去。我說我還是請假吧。我對陪女士逛街向無耐心。我家的兩位女家民每次上街都喜歡東走走西看看，相得中的買下來，相不中的也要仔細研究一番，哪怕逛了半天街，一分錢東西沒買，也不覺得浪費了時間。我呢，買東西講究一定要成交，比如今天計劃買件襯衫，就要想方設法買成，萬一沒有中意的，買個T恤也行，總之一定得完成任務，否則便感覺這趟街白逛了。我自知是家中另類，每次女家民約我陪逛都是能躲則躲。中午像平時一樣睡了一陣覺，起床是三點多，再看會書，已將近下午五點。打電話給女家民，撥了這個撥那個，沒誰接我電話。女士們的手機喜歡放到包里，街上的商場又往往熙熙攘攘，沒有聽到也在意料之中，我干脆換了鞋子，鎖上門，去運河文化公園。

公園只與小區隔條小街，里面有籃球場、圖書館、廣場、綠道、文化畫廊等等，池里的荷葉雖然不免干枯，卻也顯出幾分滄桑之美。我沿著大運河散步，夕陽給岸邊的柳樹撒上了一層層細碎的金子，宮殿一般，蘆葦晃著白花花的頭顱，笑迎輕微的寒風，藍天、碧水、灰船、黃樹、白草，構成了一張極富動感的江南水鄉畫。說到大運河里的船，我發現一個特點，這里所有的輪船都從事貨運，沒人打魚，也沒人做客運。這也不奇怪，嘉興人均收入浙江第四，農民人均收入全國第一，清潔工開著寶馬上班、工廠保安住著大別墅的事比比皆是，誰愿意風里雨里的去河里打魚？水里的客運，就更不需要了。嘉興地勢非常平坦，全域陸地面積四千平方公里，只有幾十平方公里是山地，修路似乎只要放幾根石灰線、砌個標志就行，境內高速公路、高鐵縱橫交錯，南北東西暢行無阻，誰稀罕坐小輪船作烏龜之游？這天是周日，除了學校之外，一般單位都還在上班，公園里人不是很多。我一個人在游道上不慌不忙地邁著步子，時而彎下身子用手機里的“識物”軟件拍花，時下放目天空看雁來雁往。心里想著，今天好好在運河公園玩玩，明天吃完早餐再去南湖好好看看煙雨樓。

南湖我去過一次，記得那是在2018年暑假，只是去的時候有點晚，匆匆在湖邊轉了一圈，就回了家，與煙雨樓失之交臂。煙雨樓為后晉時（940年前后）吳越國廣陵王錢元鐐所建，最初是在湖畔，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嘉興知府趙瀛覺得讓樓的四周布滿汪洋的水更有詩意和情韻，便將其改建到湖心島上，煙雨樓從此名揚四海，乾隆下江南時曾多次登臨。此樓正樓兩層，高約20米，建筑面積640余平方米，重檐畫棟，朱柱明窗，柳映荷照，鶯歌燕舞，江南園林具有的好處，它都兼收并蓄。

正遐想著，天不覺間暗下來，路旁的瓜型燈早就點燃了滿腔熱情，人也慢慢多了起來。嘉興流行“朝九晚五”的工作模式，下班比內地早些，但我沒有得到電話召喚，依然不敢回家。我知道，只要這兩個人下午逛街，家里的晚餐一定會姍姍來遲。與其坐而等飯，不如讓眼睛先飽餐幾頓秀色。遺憾的是這樣美好的散步，第二天開始就被殘酷的新冠疫情切斷了，去南湖看煙雨樓自然也就成了一掠而過的云影。

家庭初級“防疫”

1月21日，早起在手機上看新聞，突然看到一個視頻。視頻里，當時身在武漢的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明確表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人傳人，呼吁大家注意防范，不要去武漢，盡量少出門，萬一外出必須帶口罩。鐘南山說：武漢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一定可以度過難關。說到這里，他哽咽了。俗話說：英雄有淚不輕彈，院士流淚，證明情況比最初少數人描述的肯定要嚴重。我這人憂患意識強，而且性子急，吃完早飯，跟家里人講了一聲，立即上街買口罩。

長到這么大，我從來沒有買過口罩，也不知要去哪兒買。后來想：口罩有防病毒功能，醫院和小診所應該都有。但大醫院一般得憑處分買這些東西，那么就去小診所吧！打開高德地圖，輸入“診所”字樣，呈示的結果有十多個，最近的是高照街道秀清社區的，走近一看，該診所正在裝修，門口堆著木材、水泥、砂石等大堆建筑材料，顯然不像上班的模樣。第二個診所距離我2公里，我按照高德地圖步行導航的指引，一個拐角一個拐角地找了去。一位老醫生客氣地接待了我，問明來意，他告訴我：診所不賣口罩，想買口罩得去藥店。

找藥店倒是不難，診所對面即有一家。店里還剩下六個紗布口罩，每個只要兩塊錢。我看了一下，一是覺得廠家舍不得用布，面積明顯不足，很難遮住我這大個子的口鼻；二是做工粗糙，連線都縫得東倒西歪，使我不敢相信它有防病毒的功能。我于是又開始麻煩高德地圖，按照其指引的路線一家家尋找別的藥店，一家只有一次性口罩，沒有紗布的；一家有紗布的，卻只剩下4個，而我最初設想的是家里每個人至少得買3個，總共需要9個，只好放棄。說起來有意思，初次買口罩，我根本不知道一次性口罩是用無紡布做的，并且消了毒，對新型冠狀病毒有一定的防護作用，而紗布口罩除了防灰塵、飛沫，對病毒基本上無可奈何。自然也不能完全怪我。當年SARS病毒猖狂的時候，一些單位發的就是紗布口罩，這無形中給了我一種認知：紗布口罩可以防病毒。走了一家又一家，最后在一家大店買到了五個紗布口罩，離我計劃購買的數量有點距離，但想到再放棄很可能還要轉更多圈圈，便毫不猶豫地下了單。三四天后我才感覺到：雖然紗布口罩未必對病毒有多少防護作用，卻是出入小區和大門外的水果店和生鮮店的“路條”，沒有它，我連這個小區的大門都出不了。

                    沙發上的“應急響應”

妻子有個妹妹在杭州蕭山，兩人感情很好，姐妹到一起總有說不完的話。妻子每次去嘉興，只要時間稍長，都會給她打電話，吩咐她帶小外甥女來玩。我們一起去過月河歷史街區，游過范蠡湖公園，逛過無數大大小小的街道。此次去嘉興，妻子又告知了她，并約好年后第一時間姐妹相見。

新冠疫情來了，當時武漢和全國各地感染者的底數尚未摸清，每天的感染人數明顯上升，與親友相聚顯然不合時宜。我們是毫無防備乘火車來的，不知道自己是否已被病毒感染。姨妹一家從杭州來，也要接觸些陌生人，同樣隱藏著被感染的風險。思前想后，覺得還是取消聚會為好。我坐在沙發給姨妹發了條微信消息，大意是說小外甥女年紀太小，抵抗力不強，鑒于目前的情況，不妨將聚會改到未來合適的時候。我開始還擔心姨妹可能不高興，中國是禮儀之邦，倘在平時，主人取消自己邀集的聚會很不合適。沒想到不到三分鐘，善解人意的姨妹就回復“好的，好的”，我不禁深深地松了一口氣。

給姨妹發完微信，我讓妻子關心一下娘家防疫的事，自己則給父母打了一通電話，首先是過問家里是否有足夠的生活物質，遇到難處可向小妹求助，叮囑他們服從社區安排，盡量不要出門，也一定要婉拒親朋戚友的到訪。接著，又打電話給小妹，建議她抽時間送幾個口罩過去，并教給老人如何使用，父母萬一需要出外，也有個起碼的防護。父母年事已高，讀書不多，對病毒、細菌之類的東西幾乎完全沒概念，作為家中唯一的兒子，在疫情中確保他們的安全，是我法律上的義務，更是我道義上的責任。

提袋小買

我是一個書生氣比較濃的人，一輩子活在精神里，只在乎讀書、寫作，興致來了，也會偶爾給家人買買菜，但這樣的事一個月都難得碰上幾次。買菜太費時間，而我每個時段都是有安排的，比如上午上班或者寫作，下午讀書或者上班，晚上散步、瞄新聞，然而，在嘉興那段時間，我主動承包了每天的買菜任務。

此種承包有客觀原因，亦有主觀因素。1月23日武漢封城之后，我每天都會關注全國疫情。最初一段時間情況頗為嚴峻，全國每天都有數千確疹病例，浙江也是每天增加一百、兩百的，我的心情受到很大影響，寫作難以為繼。從主觀方面說，女兒一個人在外地，平時少有機會關心她，我難得體現出一個父親的溫情；加上疫情當頭，出外有一定風險，我也不想讓孩子過多地拋頭露面。女兒所在小區門口有家“戴夢得生鮮店”，大蔥、白菜、蘿卜、芹菜、牛肉、豬肉、面粉、蘋果都有賣。我總是每天早早起來，給一家人蒸好饅頭、雞蛋，然后蒙著口罩、提上無紡布袋子去采購。家里人喜歡吃水果，一天總要消耗掉三四斤，我總是采購得非常充足，而且一定是買品相最好的；我也愛買排骨，一買就是大袋，店里人都認識我了，每次來了新鮮水果和排骨，都會主動問我要不要，買排骨時請店員剁得小一點，她們也耐耐煩煩的，從來沒有表現出不高興的神情。有次一個店員找零時多給了我十三塊錢，我當時沒看，揣在兜里，回家發現了立即跑去退還，她們很感動。我倒覺得這不是個什么事，疫情緊急，店員們為了大局不顧個人安危堅持上班，多不容易，誰忍心去占這點小便宜呢？

城內“出差”

1月30日，女兒接到單位通知，要求各部門2月1日起安排一位領導、一位工作人員輪班，以處理疫情期間各種緊急事務，女兒所值的班是在2月1日至5日。在疫情尚未完全控制的時候，女兒上班，我心里總是惴惴的，我跟她商量，一是叫她別坐公交車，走路上班，來回兩個多小時就當鍛煉；二是中午不要去食堂就餐，我去送。食堂人雜，我們無法搞清就餐者中有不有跟疫區的人密切接觸的，萬一有人存在這樣的情況，又不主動上報，就會很麻煩，坐在辦公室吃飯，心里踏實。

我去大潤發買了一個兩升的不銹鋼飯盒，兩升是兩人份的，我覺得沒關系，大一點東西還裝得多些。飯盒分三層，一層裝湯，一層裝飯，一層裝菜，非常方便。回來后用開水做了次試驗，100度的水倒進去，4個小時之后倒出來還蠻燙手。

給女兒送的飯菜當然是精心準備的，每一個中餐都不重樣，比如今天中午是紅蘿卜炒牛肉、燉排骨、大白菜，明天一定是紅燒魚、炒雞蛋、菠菜，生怕女兒覺得不好吃，剩在飯桶里。或許是因為飯菜口味不錯，或許是由于女兒體諒父母的苦心，我每次送去的飯菜，她都吃得干干凈凈。

第一次送飯，內心其實有些忐忑，主要是擔心在路上遇到“不該遇到的人”：一是不戴口罩的，二是處于新冠病毒潛伏期的。無論來去，我都極力避免跟別人擦肩。看到沒戴口罩的人，我會躲到一邊，與其保持至少兩米的距離，讓他們先過，即使碰到戴口罩的，也盡量避免臉對臉，生怕他一不留神蹦出個噴嚏來。走了兩三個來回，經驗多了，這份緊張才稍稍緩解。

送飯表面上只是個體力活，實際上牽涉到正常生活節奏的改變。女兒在家時，我們一般都是11點半開始弄中餐，12點30分以前吃完飯。現在為了保證女兒不遲于12點40分拿到飯盒，我必須將吃完中餐的時間改到11點半。這樣一來，早飯與中飯的間隔特別近，往往早飯還將肚子撐得鼓鼓的，馬上又得端起中午的飯碗了。下午呢，女兒下班是5點，在路上需走70分鐘，到家里已是6點多了，中餐與晚飯隔得非常遠。

浙江的疫情管控特別嚴，我送飯得比平時多走許多路。比如小區有個南門，直通我必經的殷秀路，現在南門封閉，我必須從位于秀清路上的東門出去，繞個大圈子再到殷秀路上。想進女兒單位也是這樣。行至文昌路中段，本來可以走學校的北門，那樣至少可以節約一千步路，如今封閉了，只留正大門，我得走完整個文昌路，再轉到越秀南路中部，還不讓進去，只能隔著欄桿辦交接。一個人在街上一天行走兩個多小時，步子又急，累得雙腿打跪，但想到女兒吃的這份飯里包含著可口、安全，也滲透了自己想要呈示的親子之愛，便覺得自己的這幾趟“城內之差”出得特別值得。

客廳“運動場”

在婁底，我養成了一個習慣，每天晚上吃完飯后跟幾個好友在學校運動場走至少一萬步，我們因此建了一個名為“運動健康和美”的微信運動群。朋友來自不同職業，有的縱橫在官場，有的拼搏于文壇，有的馳騁在商界，有的醉心于建筑，但大家相處得極愉快。

疫情爆發之前，這個微信群是非常熱鬧的，一到傍晚，幾乎都會有人喊“出發”，也都會有人回應，朋友們偶爾有外面的應酬，也會說聲“今晚請假”之類。我們一般是7點到7點半相聚，8點半到9點回家，運動一個半小時左右。大家在一起聊時事，論人生，談股市，就算偶有爭論，也沒有誰當回事，第二天彼此依然談笑風生。出現新冠病毒疫情后，群里沒有了朋友散步的消息，多的是對病毒的關注，我們的“運動場”紛紛改成了家里的客廳。

到達嘉興的當晚，我便開始延續晚上的鍛煉。我給女兒買的房子不算大，因為是樓梯房，使用面積也達到70幾平方米。從客廳到餐廳，大約是十七八步，走不到三個來回便有100步。如果還拐拐客廳與臥室之間的過道，一個來回至少有50步。只是在客廳里散步，難得像在運動場那樣專注，一會兒想到要瞥下手機里的新聞，一會兒又覺得還要燒壺水喝，東一錘子西一榔頭，平時一個小時走完的路程，在客廳里得花費兩個小時。好在疫情期間，天天宅在家里，最不缺的就是時間，也沒覺得這樣做有什么不合適。當然在客廳“運動場”散步，我的耐心比較有限，一般都是走到三四千步就收工了。有一點可以感到欣慰，疫情延續已經一個多月，我的客廳散步也堅持了一個多月，其中包括在嘉興的所有日子。

小區多了“紅袖章”

2月8日8點多鐘，我習慣性地提著布袋出外購物，到達小區門口，發現大門兩旁多了幾位“紅袖章”，他們有的像保安，有的像社區志愿者，袖章上一律標著“防疫”字樣。一位五十多歲的男士告訴我：小區已進行嚴格的封閉管理，進出得憑通行證。他帶我到另一側領了張紅色小紙條 ，紙條的背面印著些與疫情無關的文字，看得出這是個臨時舉措。憑了這張紙條，我測了體溫之后，順利出了大門；還是憑著這張紙條，我購了蔬菜、水果，無礙無阻地進了大門。

回來的時候，在小區步道旁的張貼欄看到，物業其實2月7日已出通告，說是從第二天開始進行新一輪封閉，外面的人與車不得進入小區，業主憑通行證出進，每戶一周可派一人出外三次。2月10日，我再次出外買菜，向“紅袖章”出示前日領得的小紙條，一位年輕人告訴我：紙條已經作廢，可去對面領一張正式的通行證。我依著指引走到一片臺地上，工作人員問了房號、戶主姓名、聯系電話，就發了一張對折的硬質證件給我，封面印著某某小區通行證，蓋的章卻是“嘉興市秀洲區防疫指揮部”，里面有兩個月的日歷。每出去一次，工作人員就用油性筆在上面打了一個勾。知道出去變得不方便，此后我買菜、買水果總是一次性購齊兩三天的。

戴眼鏡的搬水工

一早起來，用氣壓泵壓純凈水桶，卻怎么也壓不出水，低頭一看，才知桶子已唱“空城計”。給大門邊送水的店子打電話，店家說：小區封閉，不讓外人進來，得我自己去拿。生存之事，吃喝為大，所謂喝，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喝水。家里無水，送水的又進不了小區，自然只能靠我這個大男人想辦法。一大桶純凈水少說也有30升，換算成重量，是30公斤，讓我一邊一半挑著上樓，應該不算個事，但叫高度近視的我扛到肩上搬進四樓，還真沒那個能耐。我只能選容量小的。農夫山泉，4升一瓶，每箱6瓶，我一口氣訂了3箱。先是將它一一搬到小區門口，然后憋足一口氣，從門口一路端到四樓，敲開門交給女兒之后再抱第二箱，反復數次，弄得氣喘吁吁，滿頭大汗，內衣也浸濕了。平時，這種事我都是請別人做的，買的時候就會跟商家講好，加多少錢，然后送到家里。疫情來了，一切都發生了改變，為了基本生存，時刻離不開眼鏡的我只能放下平時的指手劃腳，去拼自己并不擅長的體力。后來，我又搬過三次水，因為有了第一次的經歷做鋪墊，已不覺得如何為難，人畢竟是一種懂得適應環境的動物。

另類煩惱

走向社會后，從來沒有設想過一種情況：某一天無書可讀。

讀書無非取決于三個條件：一是有買書的錢，二是有適合讀書的場所，三是有一定的空閑時間。這三個條件都我都具備。我供職于一所省立大學，每月工資加稿費、版稅雖然不是一個如何了不得的數目，但掏出千兒八百塊錢買書，一點問題也沒有。何況，我常年訂閱兩種報紙、三種刊物，更無形中充實了儲備。我家有書房，12平米，足以安放幾個書架、一臺電腦、一把沙發，一個人讀書完全夠用。依高校慣例，專任教師不坐班，除了上課、開會，平時不用去單位，時間相對自由，想讀書，絕對可以找到機會。

然而，一次偶然的出行和一場不期而遇的疫情改變了一切。

去嘉興，我原本只準備呆九天，為了自己的心靈不挨餓，我在行囊里放了三本雜志、一本圖書。依經驗，讀完一本雜志費時四小時，啃完一本書，需要二十小時。可供閱讀的材料耗時達到了三十二小時，等于每天可以閱讀三個多小時，應該說非常夠量。沒想到新冠疫情波及全國，浙江也屬于影響比較嚴重的省份之一，加上沒有買到一次性防護口罩，我的歸期一推再推。用唐代詩人李商隱的話說，叫“君問歸期未有期”。

回家的時間大幅推后，所帶的書肯定不夠讀。女兒雖然也是學中文的，但小專業卻跟我區別很大，她本科讀的是對外漢語，研究生上的是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書架上擺滿了外國文藝理論、西方文學作品和英文、韓文書籍。而我學的專業是漢語言文學，最喜歡看文史哲和中國文學作品。加上她買的一些書青春性強，字號小，不適合我這即將走向老年的眼睛。我只從她的書架上勉強挑了兩本書，四五天就看完了。本來，女兒家隔條馬路就是街道圖書館，設施非常好，有中央空調，冬溫夏涼，帶電腦可以無線上網，我以前去過多次，現在一把小小的鎖，就將全部方便鎖進了門里。在網店下單吧，全國上下四處封路，平時一個快遞兩三天會到，現在十多二十天還沒個音訊。因此，每天做完少量的一點家務之后，我總覺得心靈空空的，沒有落處。

新版“皇帝的女兒”

前面說過買口罩的事，那時真不知道口罩有一天會成為人人仰視、求之不得的皇帝女兒，否則，我可以21日再上一次街，多買一點。自從新冠病毒傳人的消息成為媒體的熱詞，口罩馬上會成為一等一的熱銷貨了。在其時的嘉興，不要說N95口罩、一次性醫用防護口罩，就是專家說不太能防病毒的紗布口罩也買不到了。一段時間，我內心的焦慮真的沖到了峰值。戴紗布口罩偶爾去小超市買菜什么的，我倒是不怕，畢竟那家超市面積不大，通風良好，但讓我戴著這種口罩乘火車回婁底，我實在沒有這個膽量。好在嘉興市政府急民所急，在微信和支付寶上向市民投放口罩，每份5個，6元錢一份，郵政快遞送到家，秀洲區每天13點搖號。我建議女兒下載相關APP，每天參與申請。參與搖號的人太多，網絡非常擁堵，許多時候，連個資料都填不進，堅持了個把星期，女兒終于申購成功了一次，這才有了我在路上戴的一次性口罩，我也才敢最終確定本次嘉興之行的歸期。

                “三腳貓”網紅

這些年最流行的事物之一是網紅的出現。某次采風，我親眼看到過一次網紅的直播，一個年僅二十一歲的漂亮女子站在設備前，一邊笑意可掬地跟觀眾打招呼，一邊用心介紹著背后貨架上的農產品，有花生、干蘑菇、紅薯片、熏泥鰍、土雞蛋等等，邊上幾個助手則在網上幫著處理粉絲的詢問與訂單。據說，本地一個網紅曾經一天之內賣掉二十萬枚土雞蛋。但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有一天也會變身“網紅”，雖然，我這個“網紅”實在只有“三腳貓”的功夫。

學校原定2月17日正式上課，因為新冠疫情的影響，只好一再推遲開學時間，先是安排在2月24日后，后來又推到不早于3月2日，最近有消息說可能還要延至3月17日。開學時間可以后推，大學生的學習卻不可耽誤，省里和學校要求老師們從原定的開學時間起上網課。對電腦，我是熟悉的，1999年初鄙人購買第一臺電腦時，學校百分之九十的家庭還沒有配置。三年之后上網，報刊還普遍在接收紙稿。但對網絡錄播、直播之類，確實很陌生。也不是學不會，而是認為這些東西對自己的工作、生活并無多大用處，沒想到去學。我一直崇仰“內容為王”的教學理念，覺得一個老師知識淵博、見識超拔、口頭表達能力強、善于把控課堂，就可以將課上好，其余東西無關緊要。現在“疫情”一來，線下的課堂暫時沒有了，錄播、直播也就成了一個必須攻克的山頭。

我去嘉興，并不知道會發生全國性的疫情，更想不到日后有一天得上網課，教案、教材、工作電腦，一樣沒帶。我第一周有八節課，都得在網上完成，這就給了我前所未有的壓力。好在我教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學創作》都是老課，前一門教的時間超過三十年，后一門也有十來年，我對相關內容都比較熟悉。我的安排是這樣的：先從“學習通”上下載相關提綱，再在網絡上找些資料，寫成教案。讀大學時，老師教過我們一種方法，上課前將課堂要講的東西背下來，然后再上講臺。我覺得這樣做太死板。許多年來，一直堅持只想好思路，便上講臺，詳細內容臨場發揮。平時這樣上了也就上了，從沒將它當成什么特色，到了用手機錄網課時才發現它的優越，那就是：可以“習慣性”地調動腦子里各種知識資源，為“突襲”的工作服務。錄播課上了好幾場，學生反映不錯，看來，再多上幾次，我這個“三腳貓”網紅很有機會晉級為“四腳貓”。

笑話歸笑話，我還是特別想念線下的課堂，總覺得那樣的場所更踏實，更能喚醒一個老師內在的教學激情，好在隨著政府和社會的全力戰疫，新冠疫情已大幅減輕，像往日一樣無拘無束地站在講臺上授課的時間應該不遠了。

君問歸期終有期

2月23日，是我回婁底的日子。為了這個歸期，我真的費盡腦筋。我們去嘉興的車票是托旅行社訂的，已經出了票。退票，只能去火車站窗口。1月26日，正是大年初二，我戴著一個紗布口罩，坐公交車去火車站，內心非常復雜。不去吧，車票是28日的，馬上就要過期；去吧，又有點擔心被感染。要知道當時的嘉興每天都有確診病例，誰也不敢肯定自己一定可以躲過疫神。不過，考慮到那個時候的公交車上往往沒有多少乘客，車子也消了毒，最后還是去了。2月11日、16日分別改簽、另買了一次火車票，都因為疫情沒有成行。這一回，全國疫情得到了控制，大部分省份連續許多天都是零確診，單位的同事又多次問我什么時候回去，加上網課早已開始，也有了一次性口罩，離開嘉興似乎成為可行的選擇。

進火車站首先得量體溫，我自然高度配合，因為個子太高，我甚至潛意識地低了一下頭。防疫人員做事扎實，是為大家的健康，我不明白有的人為什么總想突破規矩，該戴口罩不戴，該量體溫不量，該亮通行證不亮，是想證明自己的牛氣嗎？其實能證明自己牛氣的場合多了，在這樣的場合顯擺，除了呈現出愚蠢和淺薄，不會給人留下別的印象。測了體溫，過了安檢，在候車室坐了三四十分鐘才上車。候車室比平時安靜許多，少有人高聲談笑。這不奇怪，疫情當頭，少說話就少有飛沫，既利人也同樣利己。

軟臥車廂人變少了，以前四人一個包間，現在變成兩人一個。我們夫妻約定在車里始終戴醫用防護口罩，不喝水、不吃飯、不漱口，也不隨便跟人說話，一句話，不給新冠病毒任何興風作浪的機會。我們在嘉興已精心保護了自己個多月，決不能因為坐一次火車前功盡棄。那天出現了一種非常有意思的現象：我們嘴巴燒得像火一樣，背包里的水卻沒人喝一口；我們胃里空蕩蕩的，兩包旺仔小饅頭卻沒有誰去動它。

出站得掃APP或身份證填表，姓名、年齡、有無與湖北人員接觸，是否經停武漢都在其列，我感覺到了婁底人辦事的認真，不覺間對自己相依相伴了35年的城市生出一種別樣的好感。是的，雖然瘟疫無情，如果每個肩負職責的人都一絲不茍地對待自己的工作，再狡猾的病毒也一定會被我們打敗。

一轉眼，回到單位頗有些時日，我依然天天關注著海內外疫情，為日漸減少的確診數字歡呼雀躍，倚門等待春天的到來，同時也想方設法讓自己靜心，讀點書，想點事，寫點文字，干點有價值、有意義的活兒。有研究說：此次新冠病毒的宿主是蝙蝠，不知道對不對，至少它來源于野生動物的可能性很大。嚴酷的生活已經給了我們一種啟示：人類遠遠不是無所不能的，面對已知或未知的世界，我們不妨多點敬畏。

                               2020年2月29日初稿，3月3日改畢

  （此文在在底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舉辦的戰“疫”主題創意活動中獲二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