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這是黨在全國執政后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在開幕詞中開宗明義地指明大會的任務是:“總結從七次大會以來的經驗，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斗。”他滿懷信心地說:“已經得到解放的中國人民的力量是無窮無盡的”，“一定能夠-步-步地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人們熱切感受到，中國歷史上一個新的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開始了。
      “十大關系”和一系列新方針的提出
      1956年這一年以基本完 成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建立而載入黨的史冊，同時又以開始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而載人黨的史冊。
      如何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是我們黨執政后面臨的一個岸新課題。剛開始，我們學習蘇聯經驗。但經過實踐，我們黨很快察覺到蘇聯模式的局限，認識到了蘇聯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毛澤東經過慎重思考，提出要以蘇聯經驗教訓為鑒戒，獨立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黨的八大的召開，標志著黨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取得初步成果?！墩撌箨P系》的提出，則是這一探索的開始。
      為了準備召開黨的八大和迎接大規模的經濟建設，1955年底至1956年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進行了大量周密而系統的調查研究。1956 年2月至4月間，毛澤東分別聽取國務院35個部委關于工業生產和經濟工作的匯報，逐漸形成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具有指導意義的一系列看法。毛澤東明確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民主革命時期，我們吃了大虧之后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了新民工華義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痹?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的講話，5月2日又向最高國務會議作了報告。
      《論十大關系》提出的基本方針是:“一定 要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毛澤東關于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指導思想。在總結我國經濟建設問題和對蘇聯經驗鑒戒的基礎上，報告論述了十個問題即“十大關系”。
      “十大關系”前五條主要討論經濟問題，從經濟，工作的各個方面來調動各種積極因素。前三條講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報告強調今后要更多地注意發展農業、輕工業，更多地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盡量降低軍政費用的比重，多搞經濟建設。這里涉及的實際上是開辟一條與蘇聯有所不同的中國工業化道路。第四、第五條講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并開始涉及經濟體制的改革，提出要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在鞏固中央統-領導的前提下， 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
      “十大關系”后五條主要討論政治關系，講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黨和非黨的關系、革命和反反革命的關系、是非關系、中國和外國的關系,這些都后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調動各種積極因素的問題，報苦提出，在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關系上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確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要繼續存在、發揮作用。在中國與外國的關系中，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但也要抵制和批判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
      《論十大關系》初步提出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建設的若干新方針，標志著我們黨對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有了自己新的重要認識，對當時和以后的社會主義建設都有很強的針對性和理論指導作用。毛澤東多次說:前幾年經濟建設主要學外國經驗，《論十大關系》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
      在此前后，黨還根據國內外的新形勢和國家建設的新任務，在其他方面提出一系列新的方針。1956年1月，中央召開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周恩來在報告中充分肯定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認為他們的絕大部分“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并發出“向現代科學進軍”的動員令。會后，國務院成立科學規劃委員會，制定《一九五六一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為繁榮和發展社會主義科學文化事業，黨中央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1956年前后，黨還提出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放臺灣，倡議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兩黨為了民族和祖國的利益實現第三次合作。
      《論十大關系》和一系列新方針的提出，展現了黨為尋找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而解放思想、多方探索的生動景象，為黨的八大的召開做了重要的思想理論準備。
      黨的八大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毛澤東致開幕詞，劉少奇作政治報告，周恩來作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鄧小平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
      黨的八大正確分析國內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明確提出黨和全國人民在新形勢下的主要任務。大會宣布: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這些論述的核心觀點，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全黨要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
      黨的八大堅持黨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大會肯定“三個主體，三個補充”思想，即以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計劃生產、國家市場三者為主體，而以個體經營、自由 生產、自由市場三者作為補充。這是在理論上突破蘇聯計劃經濟模式，探索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嘗試。大會提出在三個五年計劃或者再多一點的時間內，在我國建成一一個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系的戰略設想，為全國人民描繪了社會主義發展的宏偉藍圖。
      黨的八大通過的新黨章是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執政以后制定的第一部黨章。新黨章根據執政黨的特點，提出了全面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新黨章對貫徹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則作出了許多新規定，要求“黨必須采取有效的辦法發揚黨內民主”，同時強調“黨的民主原則不能離開黨的集中原則。黨是以一切黨員都要遵守的紀律聯結起來的統一的戰斗組織”。新黨章在黨員義務方面增加“維護黨的團結，鞏固黨的統一”“對黨忠誠老實”等內容。
      黨的八屆一中全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為副主席，鄧小平為總書記，由上述6人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黨的八大宣告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確立。大會制定的路線是正確的，提出的許多新方針和新設想是富于創造精神的。這次會議對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站在比較高的歷史起點上，取得了初步成果，對于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具有長遠的重要意義。
      黨的八大以后，為解決社會主義改造中的遺留問題，中央按照“三個主體，三個補充”方針調整經濟關系，取得初步進展，并且產生一些搞活經濟的新思路。同時，黨對農業集體經濟內部關系進行調整，以簡政放權為內容的改革也逐步展開。
      以《論十大關系》和黨的八大為標志，黨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有了良好開端。
      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理論、全黨整風和反右派斗爭
      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召開，赫魯曉夫在會上作了金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在社會三義陣營引起極大震動和思想混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大的波折。這警示人們如果不能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各種矛盾特別是人民內部矛盾，社會主義制度將難以鞏固，社會主義建設將難以進行。在國內，由于社會主義改造的迅速完成，加上經濟建設中出現冒進的影響未能完全全消除，領導工作中還存在官僚主義等問題，一些地方出現少數群眾鬧事等不穩定情況。面對這些復雜的新情況，黨中央和毛澤東深人思考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提出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
      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后改為《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他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會主義社會也充滿著矛盾，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社會主義社會不斷地向前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自我調整和完善，不斷得到解決。這一論斷第一次科學揭示了 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也為后來的社會主義改革奠定了理論基礎。
      毛澤東還指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兩類性質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強制的、專政的方法去解決，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說服教育的、“團結一批評一團結”的方法去解決。他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提升到國家政治生活主題的高度，強調:革命時期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
      《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毛澤東深人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形成一套系統的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學說，豐富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對黨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
      根據黨的八大精神和黨內外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中央決定從整頓黨的作風人手，克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1957年4月27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毛澤東后來指出，黨希望通過整風，達到這樣的目標:造成-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廣大干部群眾包括許多有影響的黨外人土積極響應號召，對黨和政府的工作以及黨政干部的思想作風提出大量批評和建議。絕大多數意見比較中肯，
      富有建設性，對我黨整風、改正缺點錯誤大有益處。然而，隨著整風運動的開展，許多復雜情況出現了。極少數人乘機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發動進攻。他們把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攻擊為“黨天下”， 要求“輪流坐莊”，把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說成是產生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根源。這種異?，F象引起黨的警覺。6月，中央要求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進攻。
      對極少數右派分子的進攻進行反擊，對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潮進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正確的。但是，由于對階級斗爭的形勢作了過于嚴重的估計，把大量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敵我矛盾，把大量思想認識問題當作政治問題，反右派斗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這是黨的歷史上的一大教訓，使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良好開端遭受挫折。
      “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糾“左”努力
      為了盡快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面貌，黨力圖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打開一個嶄新的局面。1956 年初，我國經濟建設就已經出現急躁冒進傾向。隨著1957年一些工廠、農村出現生產迅速增長的新氣象，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大大提高，黨認為經濟建設應該搞得更快一些。在國際上，中國共產黨在1957年11月莫斯科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獲得了崇高聲譽，再加上蘇聯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以及提出15年趕上和超過美國，這些給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社會主義者巨大鼓舞。
      1957年冬季，全國掀起以興修水利、養豬積肥和改良土壤為中心的農業生產高潮，拉開了“大躍進”的序幕。1958年5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反映了黨和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狀況的普遍愿望，但違背了經濟建設所必須遵循的客觀規律。會后，“大躍進”運動在全國范圍內從各方面開展起來。農業方面提出“以糧為綱”口號，要求5年、3年以至一兩年達到規定的糧食產量指標，引發嚴重的浮夸風。工業方面提出“以鋼為綱”口號，要求幾年內提前實現15年鋼產量趕超英國的目標，掀起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
      在“大躍進”迅猛發展的同時，農村掀起人民公社化運動高潮。1958年8月， 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隨后，全國農村只用了一個多月就基本實現公社化。“大躍進”初期建立的人民公社的特點是“一大二公”，實際上是刮“一平二調”的“共產風”，搞平均主義，無償調撥生產隊包括社員個人的財物和勞動力，嚴重損害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盡最大的努力把建設搞得快-點，以爭取更多的主動，是當時全黨全國人民的迫切愿望。但是，由于黨對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不足，由于背離了黨一向倡導的實事求是的原則，憑主觀愿望和意志辦事，結果事與愿違。
      1958年秋冬之間，黨中央開始發現“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了不少亂子。從1958年11月第-次鄭州會議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期，黨中央領導整頓人民公社，調整高指標，作了初步糾正“左” 傾錯誤的努力，“共產風”浮夸風、高指標和瞎指揮得到初步遏制，形勢開始有所好轉。這期間，黨中央和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得到一些新的認識。主要包括:生產關系-定要適合生產力的性質;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 必須利用價值規律為社會主義服務;要以“農、輕、重”為序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綜合平衡是整個經濟工作的根本問題，國民經濟應當有計劃按比例發展。這些認識是糾“左”取得初步成效的重要原因，也是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重要成果。但是，糾“左”是在肯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前提下和框架內進行的，初步好轉的形勢還很不鞏固。隨后出現的“反右傾”斗爭中斷了糾“左”的進程，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撕毀合同，黨和人民面臨新中國成立以來前所未有的嚴重經濟困難。
      國民經濟調整和“四個現代化”戰略目標的提出
      面對嚴重經濟困難，黨中央和毛澤東決心認真調查研究，糾正錯誤，調整政策。1960年11月，中央發出《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要求全黨用最大努力堅決糾正“共產風”; 1961年1月，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以這兩件事為標志，“大躍進”運動實際上已被停止，國民經濟開始轉人調整的新軌道。
      毛澤東在八屆九中全會以及為準備這次全會而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號召全黨恢復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的作風。之后，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帶頭深人基層調查研究。為系統解決農村人民公社存在的問題，毛澤東于1961年3月主持起草《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農業六十條)。在條例起草和修訂期間，全黨的認識不斷深化，開始逐步解決農民強烈反映的公共食堂等問題。
      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為各領域的調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工業領域調整圍繞降低鋼產量等指標和整頓企業秩序展開。1961年9月，中央作出《關于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強調必須當機立斷，把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的指標降到確實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同時，中央發布試行《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工業七十條)，對于恢復和建立企業正常生產秩序發揮了積極作用。同經濟工作調整相配合，科學、教育、文化等領域也進行了調整。其中心內容是調整黨和知識分子的關系，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健全必要的規章制度，以恢復正常秩序，保證各方面工作的順利進行。為進一步調動知識分子積極性，1962 年3月，周恩來在《論知識分子問題》報告中，肯定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屬于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強調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要發揮科學和科學家的作用，使知識分子受到很大鼓舞。為進一步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統一認識，增強團結，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劉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書面報告草稿，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經濟建設工作的經驗教訓，分析了產生缺點錯誤的原因。1月30日，毛澤東在大會上發表講話,作了自我批評，強調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今后要下苦功夫調查研究，弄清楚社會主義經濟的規律。要使中國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是不行的。這是黨中央和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長期性的進一步認識。鄧小平、周恩來分別代表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在大會上作自我批評，并提出了恢復黨的優良傳統和克服目前困難的主要辦法。
      七千人大會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取得了重要成果。雖然會議未能從根本指導思想上清理“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但對待缺點錯誤的比較實事求是的態度，以及發揚民主和進行自我批評的精神，給全黨以鼓舞，增強了黨的凝聚力，在動員全黨團結奮斗戰勝困難方面起了積極作用。
      七千人大會之后 ，調整國民經濟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大力精減職工，減少城鎮人口;壓縮基本建設規模，停建緩建大批基本建設項目;縮短工業戰線，實行必要的關、停、并、轉;從人力物力財力各方面加強和支援農業戰線，加強農村基層的領導力量。在農業政策的調整中，一些地方進行了包括包產到戶在內的各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嘗試，取得較好效果。
      經過七千人大會前后將近兩年的調整,從1963年夏始，各項建設事業呈現明顯的健康發展勢頭。到1965年底，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全面完成。工農業生產總值超過歷史最高水平;農輕重的比例關系得到改善;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基本恢復正常;財政收支平衡，市場穩定，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按筌S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帶來的嚴重困難局面，依靠黨和人民艱苦卓絕的努力終于得到改變。
      當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時候，黨適時提出了新的奮斗目標。1964 年底，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 -次會議上鄭重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歷史任務，即“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 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中央還確定分兩步走實現現代化的戰略構想，即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第一步， 經過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中國經濟走在世界前列?！?四個現代化”從此成為.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奮斗目標，成為凝聚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不懈奮斗的強大精神力量。
      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世界局勢動蕩。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主導的世界冷戰格局中，中國面臨來自多方的公開的和潛在的侵略威脅、戰 爭挑釁和軍事壓力。如何堅持獨立自主，反對來自各個方面的霸權主義，以維護民族尊嚴和國家利益，是黨在國際關系問題上考慮的中心。
      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前期，根據形勢的發展，毛澤東重新提出“中間地帶”問題，認為中間地帶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指亞非拉廣大經濟落后的國家，一部分是指以歐洲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兩部分都反對美國的控制，在東歐各國則發生反對蘇聯控制的問題。爭取“中間地帶”，發展同亞非拉國家的關系，成為當時中國對外政策的一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964 年中法建交，是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打開外交局面的重大成果。
      這一時期，中美之間圍繞美國武裝插足臺灣、干涉中國內政和美國武裝侵略越南、威脅中國安全等問題展開對抗。1958年8月，黨中央和毛澤東以炮擊金門的方式把臺灣問題提出來，沉重打擊了蔣介石集團叫囂“反攻大陸”的氣焰和美國搞‘ 兩個中國”的企圖，有力表明了中國人民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維護國家統一的立場和決心。1965 年開始的援越抗美斗爭，體現了中國人民反對侵略威脅、維護世界和平的大無畏精神。
      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中蘇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日漸加劇。蘇聯黨以“老子黨”自居，要求中國共產黨在軍事和外交上服從其蘇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戰略。正如鄧小平所說:“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敝袊伯a黨堅持獨立自主，堅決頂住來自蘇聯的巨大壓力，維護了國家主權、民族尊嚴和黨的尊嚴。